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及公民权生长

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划分四种历时型模型,即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集体化时期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元关系,改革以来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前景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三位一体、合作互动关系。在国家与农民这四种关系模型中,农民公民权的生长和演变有着不同的特点。     

公民权探析

公民权的内容历来受到各国政治制度设计者的重视,通过公民权及其相关范畴,可以透视法治国家宪政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彰显国家政治过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开明程度。公民权,作为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范畴,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运行的起点与归宿始终息息相关,而且对政治秩序的形成、社会正义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关于公民权的理论与实证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以权利看待农民—我为什么关注农民公民权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公民权利问题。以权利看待农民将从根本上有助国家对农民问题有解决。对农民公民权的关切和研究，缘起于长期以来的历史沉思、现实困惑、未来幢憬、理论追寻以及对农民和国家命运的深情关怀。     

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

在中国的劳工政治中,受制于结社限制,劳工NGO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本文对珠三角地区活跃的劳工NGO创制公民权的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劳工NGO是如何走出个体性的维权方式而转向结社团建构公民权的,劳工NGO采取的是混合性的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化倡导者和跨国倡议网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反映了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多元动力。     

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冲突与平衡—一种公共管理的分析视角

警察权的行使与公民权的保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警察权的行使与扩张必然导致公民权的缩小,公民权的保障与张扬又势必形成对警察权的限制.如何协调和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警察权行使与公民权保障的统一,是立法者和执法者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公共管理理论为我们化解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寻求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平衡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曲折中成长: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及发展特点

平等的公民身份及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主要的连接纽带和认同基础,推进新时期我国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有必要对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进行深刻的回顾、反思和认识.文章以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历史阶段为区间,就公民权保障的两种方式:权利宣言和实现机制进行一个宏观的描述,进而总结其生成发展的机制和演进特点,并为新时期我国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提供历史经验.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警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警察权是公共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而公民权则是私人权利中的一种。保障公民权是警察权的存在目的,公民权利保护需要警察权的保障,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形成和谐共处的良好关系,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理想模式。     

环境法国家理论的法哲学思考

国家权力如何生成并有效运作是环境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础性问题,国家理论应成为中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法国家理论的法哲学立场,是"有为国家"与"有限国家"的对立统一,目的在于实现环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作与互动;"国家环保义务"和"环境公民权"是环境法国家理论的基本法哲学范畴;通过"规范宪法"形成相应的政治秩序与生活秩序、正确对待"环境国家"宪法构造中规范与价值的相互关系,是实践环境法国家理论的法哲学进路。     

暴力袭警事件原因及对策的深层思考

近年来,暴力袭警已经成为危及公安民警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激化的不利后果的转移和国家权力、警察权和公民权之间关系的失衡。针对这些原因,阻止暴力袭警事件频繁发生的突破口和根本出路是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和平衡国家权力、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公安民警警察权与人权意识调查

警察权应该在有效、有限的范围内依法行使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警察权与公民权密不可分,警察权的行使离不开公民权,公民权的实现又离不开警察权的保障,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但是,目前对我国人民警察的警察权与人权意识还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通过选择某一地区公安民警范围,组织关于警察权与人权意识的问卷调查,一方面尝试通过对一个局部地区的定量分析,为研究公安民警警察权与人权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也较为准确地评价现行的公安教育以及重人权保护教育的效果,并为提出改进、完善的建议提供客观依据。     

中国法治国家制度建构的路径探讨

对于我国法治国家制度的建构路径的探讨,我们试图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进行,同时抓住我国法治国家制度建构过程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依法治国制度的建构与吸取其他国家先进法治经验;二是法治国家制度建构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期能对中国法治国家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双重分析

警察权的行使与公民权的保障始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协调和解决:1.兼顾利益,适度控制警察权;2.为达平衡,适度扩展公民权。     

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法律定位与制度研究

在我国 ,行业协会自治权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权力已经开始对社会和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 ,行会自治权演绎出两种生成路径 :一是政府主动培育下形成的行会自治权 ,二是市场经济推动下民间自发生成的行会自治权。行业协会自治权生成路径的二元化直接导致了其属性的二元化。现阶段 ,行业协会自治权、公民权、行政权在法律属性上应当处于平衡地位。只有在此定位基础上才能建构真正的行业协会制度。     

用平衡论的观点审视现代行政法中的"行政权和公民权"

根据平衡论的观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调整的一对基本矛盾.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都具有两面的可能作用,行政法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调整二者的积极因素,最大可能地抑制其消极因素.     

重思马克思的“公民”和“公民权”概念

马克思的公民理论有独特的逻辑进路,对于思考今天公民问题的实质以及公民权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启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造成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人在政治国家中是社会存在物、公民、"公人"或"法人",但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是利己存在物,作为个体、作为私人而存在。仅仅在政治国家层面赋予个人以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是不够的,现代人只有从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统治中走出来,摆脱私人、利己之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公民的基础和素质,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主人,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切切实实拥有公民权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出现,公民权的切实呈现,是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的进程。     

社会法治的一个维度：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文章分别对警察权和公民权加以诠释。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从警察权源自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冲突的表征。论述了探求并实践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土地流转:现状、影响与经验分析——以山东省W村为例

本文从国家建构、农民的社会化、村民自治、农业现代化四个维度,考察分析了W村土地流转的背景、现状与影响之后,认为"以农民为本",尊重农民的需求,合理划分公益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加强村民自治是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保障。     

论干部塑造对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制意义

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里,党的干部是政党保持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是相统一的,其本质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制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为党的建设发展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空间维度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与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密切相关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引入空间概念,并从空间维度进行审视和阐释,不失为理解国家形象的一条途径.对国家文化形象的空间审视应当着眼于内空间建构和差异空间的控制,在可持续性的文化发现和播撒中实现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建.     

论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基于西欧初创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考察

可以把伴随西欧民族国家初创及其历史建构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称之为“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该模式得以形成的基本线索主要是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产生与发展,封建国王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统一民族语言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兴起.可以把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存在是其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其根本动力;启蒙运动及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是其思想武器;宗教改革运动则对其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经典范式,而随后到来的民族国家全球扩展进程也使这一模式获得了普适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