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我国法人制度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制度生成。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私法中所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立场,因此决定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民法的基本研究方法。自然人与法人是最重要的民事主体类型,是民事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法人是一个组织,但其行为需要由法人机关实施,因此如何合理设计法人法律制度,促使法人内部团体意志有效形成并通过法人机关实现,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参与法律交往,实现法人的利益,同时能够有效约束法人机关,防止其利用代表权谋取私利损害法人的利益,对促进民法体系的完善与成熟,意义重大。本文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法人人格、法人分类、法人机关等法律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三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在《民法典》中被定位为特别法人,但性质上应属公法人,一是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二是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三是财产来源的公共性。其章程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而实际法律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即为法律性章程,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同时,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而且,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受其“职能”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与监护人能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也不宜被赋予破产能力,除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外,不能为他人提供担保。     

意思自治与法律行为制度

法律行为制度是意思自治的工具。法律行为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意思自治的工具,其原因在于法律行为制度对意思表示效力的确认和所确立的“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的规则,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奠定了制度的基础;法律行为制度所构建的规范体系,为人们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行为模式,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提供了有效的运行机制;法律行为制度所确立的行为缺陷的救济之道,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提供了补救之道。     

浅析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制度之间的关系

私法自治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民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核心精髓所在,而法律行为则是公认的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它不仅深度地阐述了私法自治所代表的民法精神和理念,同时也为私法自治的具体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范围。对于私法自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效用的发挥程度,同样也决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构建的完善性和合理性。     

国企改革中的法人概念引入及其自治结构的变化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法人概念的引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内部自治结构治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文章介绍了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企业法人概念被如何引入的,以及引入法人概念后国有企业自治结构的治理,从而阐述法人概念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条理论通路,是改革成功的理论前提。     

高校自治与行政诉讼——高校双重身份的平衡

高校以自治为宗旨,但在现今社会正遭遇着行政纠纷的挑战。高校自治与行政诉讼的冲突,实则是高校双重身份间的矛盾。在合理划分私法与公法地位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高校研究模式,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实现双重身份的平衡,是解决高校问题的另一种路径。     

论我国慈善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重构

我国慈善组织的治理机制由行政立法确定,参照民法的法人基本制度确立了慈善组织法人治理机制。但由于法人制度是以营利性公司法人为蓝本制定,因此对慈善组织的所有者、理事会、监事会的行为合法性和恰适性等问题产生了理论分歧,在实践中则滋生各种不良行为。借鉴域外立法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在民法体系上拟制所有人以确定权利人对理事会再定位以明晰其职责和成员义务,撤销监事会并重构监督机关,同时培育信义义务体系和自由竞争环境,由此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的治理机制。     

国企改革中的法人概念引入及其自治结构的变化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法人概念的引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内部自治结构治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文章介绍了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企业法人概念被如何引入的,以及引入法人概念后国有企业自治结构的治理,从而阐述法人概念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条理论通路,是改革成功的理论前提。     

私法中的“人”——法人体系的序列化思考

与传统的私法视角下、交易场合中，法人与自然人一律平等，皆为无差别的“私法中的人”的思维不同，在历史观中，“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是具有法社会学意义的两大法人“模型”。两模型之角力，体现为不同的法人类型通过消长其“社团性”，调整团体与团体成员各自就法人财产进行支配的“法律上的距离”，而排列为与其公、私域属性相适应的，促进社会整合的法人类型序列。在历史上这可呈现为各法人本质学说流派的论争，在当代则反映为某些民法典中，不同社会功能法人类型的财产权强弱之差序安排。最终这将促使民法扬弃对法人的狭隘私法定性，正视与回应法人跨越公、私体制的“复合人”特质，进而也提高民法应对社会分化与转型的能力。     

社会团体法人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司法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社会团体法人与其内部成员或利用人之间的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发现法院对此类诉讼采取了极度审慎、克制的态度,僵化地秉持着“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和“平等主体关系说”等判断标准,混同了社会团体法人“公”与“私”两个面向,将大量纠纷排除在了司法审查之外,社会团体法人的权力(利)行使已然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法外之地”.法院应厘清社会团体法人在不同场合的角色定位,运用体系化的制度资源,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社会团体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人之间纠纷的司法审查问题.     

公共利益法律化：理论、路径与制度完善

在多元社会背景下,为了整合各种形态的特殊利益,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借助法律的形式,建立起一种法律秩序,使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合法化。公共利益也表现出从法律外的抽象政治理念到具有实质内容法律概念的现代转向,公共利益法律化的主要内容在于寻求公共利益的确定法律内涵。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探讨公共利益的法律化忽视了公共利益作为法律概念与非法律概念的区分。将公共利益视为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围绕着其规范目的进行具体化研究是公共利益法律化的有效路径。因而,公共利益的法律化不应停留在立法对公共利益概念的表述,更应当完善确定公共利益法律内涵的法律界定模式。     

现代民法中的私法自治——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博弈

从私法自治的源流中探寻其本质,从其本质出发观其发展之趋势,方能看到私法自治的真正面貌。私法自治观念的演进与转变,打破了传统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二元对立的僵化、停滞的局面,突出了现代民法＂体制的中立性＂。     

平衡公民物权与公共利益冲突的程序制度构建

本文在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内涵等基础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结合强制拆迁中公民物权与公共利益关系冲突的现状，构建两者的平衡。     

论和谐社会中公共利益的出路——公共利益的制度建设

在和谐社会中,我国应该将注意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即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征收的条件和程序、征收的补偿制度及征收的侵权责任机制。     

论私法自治与我国民法典——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4条的规定

私法自治是私法的最高原则和本质要求 ,私法具有内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种治理机制。私法中的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在私法中的价值取向不同 ,它们共同构成了私法自治的基础。现代私法并没有被社会化 ,自治仍然是私法的本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私法自治的精神为价值取向。     

民事责任与私法自治--兼论民事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关系

本文针对传统民法理论无法解决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问题,指出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是属于同一个位阶的概念,是三位一体地统一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的.侵权行为产生的是民事责任,侵权行为法主要是绝对权的救济法.三位一体论中的民事责任使得民法真正称为自治法.     

论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治理也逐步进入数据治理时代,通过各类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提高了公共管理效能,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为逐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信息化基础.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助力国家快速控制了疫情.但这期间,也不乏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事件,为减少冲突,...     

亚洲私法变革的比较法探讨——“私法的变革：亚洲的经验”学术探讨会综述

由国家级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私法的变革：亚洲的经验”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30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江西财经大学、东南大学、郑州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在两大单元的框架下，就若干具体问题展开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俄联邦新民法典的精神——私法自治精神的回归

继法国和德国编纂民法典之后,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编纂出台了《俄联邦民法典》,虽然目前只是第一、二部分,但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第三次法典编纂的热潮,其意义可谓重大。更重要的是《俄联邦民法典》本身,作为俄罗斯十几年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复归了民法的私法自治精神,为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障,这是我们所应借鉴和弘扬的,但其薄弱的市民社会基础也是我们所应反思的。     

三段论、私法自治与哲学诠释学——对朱庆育博士的一个反驳

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并非民法追求的唯一目标。民法所关心的毋宁是多种价值的协调共存。同时,法律效果来源于法律规范这一事实与私法自治并没有必然的冲突,相反,法律规范往往是私法自治的保障。哲学诠释学有特定的理论预设和论证目标,它对民法学的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反思能力,而不是方法论。因此,用游戏概念来阐述意思表示的解释过程并没有规范性的内容,也不能更好地促进私法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