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均衡——基于合作收益的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制度类公共产品。是政府等公共机构制定、实施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政府进行社会性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公共政策的制定,从政策需求到政策形式的表达,经历了一个从需求知识、专业知识、技术知识到政策知识的转换过程。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则是公共政策网络中政策需求者、政策倡议者、政策设计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评估者的利益均衡与合作收益。只有实现公共政策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均衡与合作收益。这一公共政策才会得以持续。     

公民社会发展中的公民性格与公共利益关系解析

公共利益问题是多学科领域关注的重要论题。行政学界多从“公共性”存在的维度诠释其与“私域”的界限。对于公共利益的表达及其程度分析，人们主要确定了公共立法与执法的制度标准，于是政府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就逻辑地成为主导性影响因素。事实上，随着公民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个体之“公民性格”的养成理应成为公共利益表达的基础性约定因素。本文通过对公民性格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讨论公民性格养成与公共利益表达程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图证明公民性格在现代公共管理发展中的深层意义。     

城市房屋拆迂中的公益民事诉讼研究

一．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益”的界定 1．公益和公益诉讼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是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或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利益。它既区别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也不是社会个体成员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综合体。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共危机跨域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府际合作已成为化解公共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制度性集体行动风险的存在使得府际合作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合作关系难以达成、合作治理效果不佳。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府际合作的现状和困境,并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以摆脱合作困境的考量,提出搭建府际关系高效协调机制、引入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优化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监督保障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基于“行政人”假设的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基于“行政人”假设。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道德人”的统一体。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领域中“行政人”的“经济人”自利性严重膨胀，个人利益经常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忽视甚至完全背离作为“道德人”所应遵循的角色规范。这是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对“行政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弘扬“道德人”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并在保障“经济人”正当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和制度抑制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以保障公共政策有效地执行。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人类“公共利益”正当性的探求与“公共悖论”的有效化解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价值两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实践的常态,是受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基本现实;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所谓的"公共悖论":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     

论城市群环境治理合作复合激励机制的构建

城市群环境治理必须构建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形成强大的内驱力和必要的外推力,将城市的个体理性导向集体理性,使得个体收益与区域整体利益相容。这种合作激励机制是一种包括基于利益驱动的参与激励、基于制度约束的相容激励和基于观念认同的归属激励在内的复合机制。利益驱动是城市群环境合作的直接动力,引导城市政府积极参与环境合作,必须重视利益诱导和利益共享。制度约束是维持城市群环境合作的重要推力,要建立基于政府权威的正式惩罚制度和基于自愿约束的非正式惩罚制度,完善区域环境合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环境合作协议和规范,发挥其激励约束功能。观念认同是城市群环境合作的内在动力,要培育城市群环境共同体理念,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伦理,为城市群环境合作提供心理基础。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现代型社会治理理念与路径思考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或者说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公民权利,回应社会诉求,调解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秩序,构建     

辅警建设效益分析——基于治安效益视角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警务理论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运行推动辅警制度的日益完善。辅警是社会治安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和社会治安效益的创造离不开辅警。从创造社会治安效益的视角分析,辅警建设具有如下优势:体现以效益为导向的现代警务工作目标;是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的命题之意;是治安资源市场化配置优化的最佳选择;是体现治安效益成本最优的必然结果。     

公共选择视野下的警察组织间关系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可知,公共组织有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与相关联组织发生利益冲突,进而损害整体效益。体制上的缺陷造成我国各地各级警察组织为各自利益进行了持久的博弈,而地方警察组织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级警察组织利益追求最大化是当前我国警察组织间协作的诸多问题的主因。因此,完善组织制度、规范警察行为、深化改革警察组织结构和提高警务人员素质是解决当前警察组织间协作问题的必由之路。     

新公共管理下的现代警务改革

公安工作在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某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结果大大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效益和效率。所以，转轨期的公安机关承受着来自外部和自身的强大压力，也面临着众多的困境。只有进行有效的改革，才能应对挑战，走出困境。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现代警务改革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和经验，如建立服务型警务模式、实现治安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鼓励警务“私有化”、建立“有限公安”、扩大基层的自主权等。     

公共利益诠释

“公共利益”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涵至今难以明确界定,然而还是能够找到人们对这一概念认识的共识。对于公共利益的形成及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利益予以特定化之后才能确定,不能仅从抽象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必须把利益归于特定的主体名下,才能具体地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要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需要遵循。     

加入WTO公安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犯罪可能朝国际化趋势发展,刑事犯罪有继续增长蔓延之势,对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提出了挑战。所以,公安机关必须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性和主动性;强化动态化的管控机制,保持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坚持群众路线,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创造重典竣法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国际间的警务合作。     

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应对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协同、健全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矛盾呈现出利益性、群体性、复杂性等特点,社会矛盾的新变化客观要求执政党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这一新格局,需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社会利益协调、社会观念引导等机制。     

构建警察公共关系策略探析

警察公共关系是提高公安机关自身影响力,获得最佳组织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管理职能和活动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明确警察公共关系的界定,分析影响警察公共关系的主要因素,提升建立警察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析构建警察公共关系的措施与策略,对提高公安工作实效和树立良好的警察形象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第三维空间下的准行政行为

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外的社会组织在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依法作出的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由于公共行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行使公共权力。鉴于这类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从主体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准行政行为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探讨某些社会公共组织行为的法律定性,有利于进行类别化研究,可以有效解决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