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风暴”比“审计风暴”更有效

又到年底。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每年都有一些部门临近年底时突击花钱,国务院和财政部也都会有针对性颁布林林总总的禁令或规范。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又一次强调,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特别是防止年底突击花钱,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应当说,这样的强调是有意义的。但防止年底突击花钱如果不与年初的预算审议结合起来,效果可能不会那么理想。     

遏制“突击花钱”需挤干“预算水份”

年末的一个月中，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而2011年，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前不久，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针对该市各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常委会组成人员感叹：“预算不科学，表现为年底突击花钱。”每到年末，政府机关突击花钱，几成惯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如何有效遏制？本期“一家之言”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让“突击花钱”诱惑力始终小于违规成本

年年岁岁人不同，岁岁年年“花”相似。时至年底，政府“突击花钱”依旧年复一年如期而至．这在公共财政越来越理性务实．公开透明却发展不平衡、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需求仍然捉襟见肘的当下，令人瞠目结舌而又匪夷所思。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大幅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底“突击花钱”的数额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咋舌。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年底突出花钱就刹不了车？!     

“零基预算”有助封堵“突击花钱”

每到年底,一些地方政府便要"突击花钱",甚至频繁出现政府采购价比市场价贵得多的怪象。这种现象与我国现行的预算方式"基数预算"有着直接关联。"基数预算"即每一年的预算视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单位去年的预算没花完,节约下来的不仅全部上交,而且来     

食品安全行政“曝光”的法律分析——与德国案例的研究对比

食品安全一直是我国久治不愈的问题。立法层面上,我国于2006年制定颁布了《农产品质量法》,明确了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链安全管理,将初级农产品列入监管范围。2009年颁布的新《食品安全法》,以食品"安全"替代多年来单一的"卫生"标准,是食品安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行政监督层面上,有关部门加大了检查力度,对各食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管,并曝光了一系列违法违规企业。食品安全行政"曝光"的法律性质有待研究,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权利与义务也十分值得研究。     

“有错必纠”的界限

通过行政法学界20多年的共同努力,有关行政决定确定力和撤销规则的学理框架已经相对成熟。这个学理框架内容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产生实质确定力之后,如行政机关认为它有错误必须予以撤销的,应当遵循若干撤销规则,不能基于"有错必纠"原则而随意行使撤销权。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行政裁判、批复和答复的内容看,最高人民法院一直秉持"有错必纠"原则,并没有受到这一学理框架内容的明显影响,直到作为指导性案例的"焦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它才改变了原有所持的观点。通过"焦案"所确立的规则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一旦生效,其法律效力不仅及于行政相对人,也及于行政机关,不能随意被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如果随意被撤销,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从"焦案"之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裁判看,作为指导性案例的"焦案"其参考效力并不明显,"有错必纠"原则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可能与指导性案例欠缺可操作性、强势的成文法传统等原因有关。尽管如此,"焦案"所确立的撤销规则仍然具有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显示出学理对实务的影响力,也体现了法治观念的进步。     

“红头文件”之痒

"红头文件"是规范性文件的俗称,其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诸多违法行政的事例中屡屡看到"红头文件"强暴民意的身影. "红头文件"卖烟.湖北省公安县发出"抽烟令",要求全县所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务用烟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全县102家县直部门和单位公务用烟必须按照计划指标完成.     

论作为行政诉讼法基础概念的“行政行为”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含义宽泛的"行政行为"概念取代了"具体行政行为",使其成为统领行政诉讼法全部条文的基础概念。这将对我国行政行为法学研究和行政诉讼法的适用形成较大影响。就理论研究而言,法定行政行为的泛化将导致作为学术用语的行政行为的含义进一步稀薄,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存在被虚置的可能;就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而言,行政行为的宽泛界定一方面会促成由审判法官来完成区分审理对象、选择适用相关法条的局面,增加法官在个案中选择适用具体法条的负担,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对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实践的指导地位。     

庆阳掀起“效能风暴”

近期,甘肃省庆阳市掀起"效能风暴"行动,全面改进机关作风,着力提高行政效能,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简政放权行动。2011年11月,庆阳市启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调整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下发安排意见和实施方案,分解工作任务,明确原则要求,展开全面清理。在各单位各部门自查基础上,市审改办对     

乐清法院: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新机制

近年来,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新机制,于2010年成立了浙江省首个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有效化解了一批重大群体性行政争议案件。因机制创新、成效显著,被誉为行政协调的"乐清样本",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高度赞许,作为典型经验推广。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

《行政强制法》既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二为一"(合称为"行政强制"),又在同一法中将它们"一分为二"(分别规定"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之所以将它们"合一",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有其行政行为上的共性;之所以将它们"分二",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设定和法律适用中的严格区别。作者在反思以前几种区别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应当是行政机关强制当事人履行的"义务"不同:强制当事人履行"容忍、不作为"义务者为行政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作为"义务者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程序立法应做到“四个统一”

规范行政程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指望通过制定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基本法》，专门规定行政程序主体以及行政基本程序和基本要求，突出其标准化的特点，以推进法治行政，至于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特定行政行为的特殊要求和程序，     

“民告官”挑战公务员招录“资格歧视”

“打了这些年的官司，发现许多部门行政法规和行政行为中有着太多的法律困惑。我正在着手整理这几年的感受和思考，越写感受越多，目前已写了有10多万字了。”2008年1月5日，刘家海对笔者说。     

审批“下放”服务不“下岗”

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打造廉洁政府、高效政府的题中之义,更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指。但是,权力"下放"或精简,并不意味着服务理念可以减少,相反更要在服务上下功夫,并要在深化服务中,进一步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管理服务质量。     

建立行政“立法”不作为侵权可诉性的建议——对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领域对立法完善的要求日益强烈。中国第一例行政"立法"不作为侵权作为此要求的先声,意义十分重大。在结合此案界定行政"立法"不作为的前提下,本文对行政"立法"不作为侵权情况下的救济问题深入的分析,就行政"立法"不作为侵权国家赔偿问题,提出了"特殊领域立法先行"的实践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解决此类纠纷提供有益参考。     

“四位一体”让服务与监督并行

2012年以来,河南省新乡市围绕服务型政府建设,抓住审批服务、招标采购、资金收支、监督检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构建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相互促进、有序高效的"四位一体"服务监督体系,规范权力运行,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加强行政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优质高效审批服务。新乡市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服务大厅设置194个服务窗口,进驻45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可以办理530项行政管理事项。同时,新乡     

“权力清单”——政府行政改革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指的是基于政府权力透明的一项简政放权的重大举措。它的目的在于提升行政效率、简化政府行政程序,理顺部门审批职责、归并交叉重复审批事项、区分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事项,将行政审批和行政监管相对分离。在充分体现行政权力改革的同时,优化政府行政权力,达到廉政的目标。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权力清单"制度、权力腐败以及政府改革问题等内容,对我国目前各地区紧密开展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提供一些思路。     

论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概念的导入——从“行政行为”到“行政过程”

传统的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作为核心概念,对于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以及同一行政过程中各连续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十分关心,注重以静态、定点的方法考察单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由于现实行政具有作为过程的整体性、动态性等特征,行政行为概念在考察现实行政时存在着局限性、静态性等缺陷。因此,现代行政法学应当引进"行政过程"的概念,以为了实现同一行政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所构成的"行政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并着眼于同一行政过程中各行为以及同一行为内部的各环节之间的关联性,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法律规范与控制。     

“权力清单”的正本清源

"权力清单"作为深化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但事实上,目前各级政府推出的所谓"权力清单"主要是政府的行政审批清单,旨在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行为,但不论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存在对"权力清单"的误读,把行政审批清单作为"权力清单",把行政权简单化为行政审批权。行政职权是行政权力的具体化,"权力清单"是对行政职权运行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应理性看待行政职权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从法理上厘清行政权力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权力的制约机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法治路径,明确"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清单的法治路径。     

政府怎能有“不得不违法”之苦衷

近日,广东省法制办及省高级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中,披露了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2012年发生了多起因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不合法引起的行政争议,其中政府为尽快出让土地给重大建设项目而忽视法定的征地程序是纠纷的重要成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领导甚至"一把手"随意出面干预案件,有些还以政府名义发函要求法院考虑其不得不违法的苦衷,甚至对法院受理有关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提出严厉批评。政府"不得不违法"的苦衷,并非孤案,而作为政府内设机构的法制办在汇报中能够对此问题进行披露,是一大进步。但报告所揭示的一些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的理直气壮,令人忧虑:政府行为,系由法律授权而来,自然应成守法之楷模,怎能"不得不违法"?!事实上,守法律秩序,循法定程序,本是政府行政治理中符合其切身利益,也是保护地方政府官员的理想状态。依序而行,自能依法而治。然而,在各地经常出现政府先定调子,再找依据,甚至只考虑"初衷"不考虑后果的情况。而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或者要求执法部门按照政府意愿"执法",或者对不利于自己的司法裁决不予理会。如此破坏自己需大力倡导的守法秩序,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