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的缺位：侵权的另一种形式

公权力通常或主要指的是广义上的政府权力。公权力的侵权有两种类型:滥用公权的侵权和公权缺位的侵权。这两者存在着关联性和互动性。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制度层面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二,提升公民的素质。而公民的素质提升则可在制度合理的基础上促进执掌公权者的政治和伦理素质的提升,两者缺一不可。     

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人性化诉求——以环境权法律属性为视角分析

本文以探讨环境权的法律属性为切入点,通过对环境权法律属性的定位?公权与私权交错的多维权利,在强调环境权的公权属性的同时,从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权力与权利失衡的视角出发,主张在环境行政执法实体上运用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环境行政执法程序上运用告知程序(事前、事中、事后)、陈述程序、磋商程序。发挥公众和相对人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的积极作用,对公权利适当的规制,倡导一种人性化的执法,强调权利本位范式的人文精神,试图对我国的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和途径。     

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治理困境与改革对策

运动式执法已成执法常态,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制度性行政执法的缺位等因素又为其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助长行政执法随意性、提高违法者对执法的适应性和增加行政执法成本等缺陷。因此,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续并发挥作用陷入了困境。运动式行政执法虽然有其固有缺陷,但却是行政执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从理论角度对这一执法方式进行反思,从转变观念和机制完善推动运动式执法向常态执法转变。     

专门性立法: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必由之路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牵涉到公权和私权两大维度,本质上乃公权对私权的剥夺.就现行的规范逻辑进路现之,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在现行法上一直被视为征地拆迁的结果,按照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其法律性质处于一种遮蔽和漠视的状态.关涉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启动程序、运行程序、权利的冲突和协调程序以及权利的救济机制在现行法上处于一种隐蔽和缺位的状态,这是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     

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中的问题分析

行政执法责任强调有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着眼于解决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防止行政权力的缺位与滥用。文章分析了我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现状，并对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经济犯罪侦查中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街接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正处于起步、探索、完善阶段,从这一机制的运行效果看,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在关注良好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罚代刑现象普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对经济案件移送的监督缺位等.构建完善的衔接机制必须从多角度来探讨,即经济犯罪侦查中执法衔接的前提、关键及核心.     

我省交通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多年来,我省交通行政执法机构依法积极履行职责,保证了交通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顺利发展。但从全省来看,交通行政执法工作发展还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交通行政执法的权威和自身形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经济犯罪侦查中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正处于起步、探索、完善阶段,从这一机制的运行效果看,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在关注良好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罚代刑现象普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对经济案件移送的监督缺位等。构建完善的衔接机制必须从多角度来探讨,即经济犯罪侦查中执法衔接的前提、关键及核心。     

未成年人监护：一个应由公权监督的法律问题

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纳入公权监督，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外在要求，而且是弥补监护缺位，社会监督失灵，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本体需求，既要私权自治又要适当国家干预，符合公权监督私权的法理要求。因此，应当设置检察官走访制、出具报告制、诉讼辅助人和设立强制举报制度等一系列监督法律制度，做到事前预防和事后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责任主体，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未成年人人权保障监督机制。     

我国海洋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的发展趋势探究

2013年国家海洋局重组后,我国海洋联合行政执法还未进入实质阶段。我国海洋行政执法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文章研究了监督机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监督主体,从海洋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海洋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的现状,探究海洋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的未来发展,为完善海洋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提出建议。文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海洋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呈现多元化,主要分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但在监督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能缺位导致监督机制未能有效运行。我国应注重厘清海洋行政执法监督主体间的关系,构建相应平台促进监督主体间的配合与协调,实现监督信息的畅通,从而提高海洋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运行效率。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