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1960年3月12日至3月27日,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590人,候补代衣27人,2311人列席了会议。会前,到会同志学习讨论了毛泽东1959年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等文件。大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中央精神,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问题、分配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第二阶段,总结3年工作,研     

毛泽东与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

1958年六十五岁 11月2日-10日 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协作区主任、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     

邵式平亲自挂点蒋巷小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而在农村,一场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为显著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亦风起云涌。对此,农民意见很大。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调查,也觉察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人民公社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这些措施有利于纠正人民公社…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最初调查

<正>毛泽东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的领导人。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他通过召开干部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如果不加以注意,就会影响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召开郑州会议,开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历史上,县处级以上干部都学些啥

正学政经,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县处级以上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9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对后进队要采取正确态度

在人民公社里,有先进队,也有一些后进队。对这些后进队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是深入后进队查明后进原因,解决具体问题,帮助他们奋发努力,赶上先进队呢?还是避开他们让他们长期地处在后进的状态呢?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     

1961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

1958年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后,在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一直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三级"指的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作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的"队",在1961年以前,指的是生产大队而非生产队,也就是说分配权在生产大队,而组织生产的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地区调整工作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地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开展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为调整的序幕,主要对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国民经济指标进行调整;从"八字"方针确定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为第二阶段,主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为第三阶段,民族工作在政治领域"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经济领域调整却在曲折中继续进行。这一时期民族地区的调整,在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对民族工作进行全面拨乱反正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紧急指示信》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的承前启后作用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随后,人民公社运动风起云涌般地席卷全国。这种当时并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组织形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为此,中共中央曾经做过初步的纠正,但由于"反右倾"斗争而夭折。1960年11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继续因"反右倾"而中断的纠"左"进程,它成为扭转农村严重形势的起点。     

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

正"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但他也是党内高层中较早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     

关于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文字史料考证

正问题的提出谁是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答案原本是清楚的。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     

田家英在大丰

1959年,毛泽东派他的秘书田家英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四川调查农村情况。 田家英选择了离成都5公里处的新繁县大丰公社作试点。毛泽东亲自布置这项工作,目的在于摸清农村的真实情况,遏制以刮“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延续泛滥,试点贯彻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和二次郑州会议上制订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大丰公社当时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5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的缩影。田家英身在大丰,心怀     

试论1961年调查研究的得与失

1961年毛泽东倡导和亲身实践的调查研究,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的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人民公社的实质问题,即两个平均主义.在制定、修改"六十条"的过程中,通过压缩社队规模、停办食堂、取消分配供给与工资制、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等办法,有成效地解决了人民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在相当的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当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力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失误的是这次调查研究没有解决生产队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农村社员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营方式"包产到户"、"责任田"不仅没有被毛泽东在制定、修改"六十条"时吸纳,反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严厉批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充分肯定了这一新生事物.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迟缓了将近20年.     

中共领导人与庐山的不解之缘

"神仙会"庐山赛诗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原定议程有两项:一是总结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二是调整、修改1959年的国家经济计划指标.参加会议的人心情舒畅,称会议为"神仙会".     

人民公社的制度神话与社会分化

<正>人民公社历时二十五年,国家创设了以"乡"为单位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具体就是社员的生产和生活以队为基础,财产权为"三级所有",经营上实行统购统销的方式,农民只保留少量的自留地生产以补充日常生活所需和参加集市交易。这种体制有效地     

胡开明“上书”毛泽东保荐“三包到组”责任制始末

"河北有个胡开明,‘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曾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据有关资料显示,它是毛泽东在1962年8月9日一次小组会议上讲的。说的是时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8月8日"上书"毛泽东,力荐"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在刚刚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时候,敢于进行这样的"上书",需要极大的勇气。那么,事情的原委到底如何?本文整理了有关情况,以飨读者。     

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宪法大事记(下)

正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写入了宪法。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写进了宪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七”大罢工中的林育南

林育南,1898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冈,革命烈士,在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二七"大罢工开始之前的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在郑州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的普乐戏园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会和各界代表参加。为了防止军警在中途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还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告知京汉铁路局和军阀吴佩孚。当时,铁路当局和吴佩孚都表示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