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 政策工具又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或政策手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政府行政部门）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则是指在实施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衡量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化石能源消费中，政府行政部门在制定和运用低碳政策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 政策工具又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或政策手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政府行政部门)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则是指在实施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衡量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化石能源消费中,政府行政部门在制定和运用低碳政策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的统称.发达国家为实现其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设计了各种有效的低碳政策工具,其显著特点是通过科学的设计低碳政策工具实施机制,尽可能地调动微W}济主体(企业、消费者)的积极性,政府发挥通过制定规则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Z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是政策工具研究的最基本主题和归宿。在梳理政策工具类型、公共产品和政策环境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研究假设,认为政策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策环境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通过深度访谈四川Z乡的相关群体,选择该乡若干个案来具体分析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池资源供给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逻辑。文章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并指出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是基本原则;引导类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要保障;管制类工具逐渐减少,市场类和自愿类工具逐渐增多是基本趋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项目的公共产品类型和政策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性是如何影响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的。本文主要局限在于没有访谈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未能从他们那里选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     

不确定性环境下我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量化评价——基于2018—2022年73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是影响我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2018年7月至2022年2月国家层面发布的73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按照“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实施效果”的逻辑，运用TF-IDF算法与Word2vec模型挖掘政策工具组合特征，选取PMC指数模型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政策发文机构形成了以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为主导，以商务部、财政部为核心，其他部门联动配合的多主体协作格局；政策工具随着环境及目标取向变化不断调整适应，呈现以“经济扶持型”“创新探索型”为主、“权威调控型”相协调的组合特征；政策内部一致性水平均较好，政策结构合理，有效地确保了“稳中求进”目标的实现，但存在反馈性质较弱、部分政策内容单一等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的几点思考——基于中央—C市—N区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显著成效得益于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合力高效履职，其中，政策层级协同是保证政策效力、行政效能的关键。理论研究与实践归纳表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主要在于各级政策主体与其政策视野相协同、政策目标同向且切合其政策视野、政策工具切合目标和主体职能等三个维度。对照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力度较小，地方政策中部分措施具体化不够、回应公众文化需求不足。优化政策层级协同需要各级政策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调适政策目标，注重发展高品质规范性文化和公共数字文化，提高公众文化认同；切合政府职能逐级细化分解政策，健全政策目标分级体系，增强地方政策可操作性，审慎实施政策“原文”转发或转述；聚焦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激励能级，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加强供给体系的查漏补缺。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从环境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上看,经历了局部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优先、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环境政策工具上看,经历了从单一使用行政管制工具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并用阶段,再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公众参与工具综合运用阶段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经济社会转型和环境恶化三重压力逼迫中国环境政策在狭小的时空内艰难前行,政策学习、环境保护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是中国环境政策较快发展的特有动力.未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要更加重视环境公平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齐抓共管"的绩效偏差及其变通策略 ——基于W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案例研究

"齐抓共管"意指将分散在不同层级政府和同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资源充分整合,形成合力,共同解决某些复杂的政策问题,化解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矛盾。对于多主体参与、多因素叠加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言,"齐抓共管"理应成为实现政策目标、产生预期绩效的有效方式。然而,在关键行动者缺失、注意力资源配置不足、避责心理、政策工具选择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策执行者倾向于变通政策目标,进而导致政策绩效偏差。因此,要以精细化治理为导向,通过优化政策方案、改进注意力分配机制、发挥政绩共容体的激励效应、创新治理工具等措施让"齐抓共管"更加高效。     

我国分级诊疗的政策叙事、历史呈现与实现进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通过中间层次的制度来联结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分级诊疗政策叙事包含愿景与行动两重意蕴，二者的统合承接了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影响着分级诊疗格局的现实样态。通过梳理既有文献以及分析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有序分级诊疗格局曾短暂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而后却又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失序，尽管其在当下重新得到重视，但分级诊疗美好愿景的实现仍难一蹴而就。我国的分级诊疗实践缘何产生上述的变化？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政府以体系建设与政策约束为代表的关联性制度安排的转向导致了医疗机构与社会成员之间从衔接走向失配，这是分级诊疗格局失序的制度性原因。有鉴于此，未来我国分级诊疗美好愿景及政策目标的实现进路在于：始终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积极履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体责任和有效发挥政策工具的协调引导作用。     

渐进主义视阈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渐进主义分析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渐进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试探性的解决,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渐进主义作为分析政策过程的方法,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同样适用,工具选择及应用也是渐进调试的过程。以渐进主义的视角看,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博弈基础上的活动,而政策目标的动态性以及政策学习能力促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路径。运用渐进主义视角的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策工具的性质,提高政策工具选择的满意度以及有利于政策工具本身地位的提升。     

观点新闻

政府的职责是解决民生问题经济学家胡鞍钢日前撰文说，政府的主要职责，应从追求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他认为，衡量各级政府的业绩不能只看经济增长指标，老百姓关注更多的是切身利益和需求目标。经济增长率与民生问题并不一定是必然联系的，只有当政府的政策能够促进民生的解决，经济增长才能够与百姓密切相关。如职工的医药费问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问题，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问题等等，这些比经济增长率是否达到8％更重要。胡鞍钢说，人民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而政府应当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政府的职责就是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台湾安泰…     

执政·执政系统结构·执政规律

执政是执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和价值目标而运用国家政权能动地作用于执政客体的政治实践活动。执政系统结构是执政活动得以进行和实现的形式。执政主体、执政工具和执政客体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执政系统结构的基本框架。除此以外,执政的客观环境、执政的价值理念、执政的方式、执政的目标等因素,也参与或影响执政活动过程。作为一项由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执政活动是通过执政系统结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执政系统结构诸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是执政规律。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基于985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农民工政策提供了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的独特经验。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以1978—2017年985份中央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献为样本,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分析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几点认识

一、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应坚持物价基本稳定政策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到1996年初步达到预期目标，以1997年经济的“软着陆”为标志，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的时期。物价总水平从1994年的两位数峰值回落，从宏观上看，归结于坚持不懈地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而且随着缺短经济在大多数领域的结束、过剩经济时期的到来，减轻了通胀压力，为物价回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宏观“软着陆”成功后，我国通货紧缩的压力却不断增大。通货紧缩具有“…     

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

社会管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众等其他社会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对社会事务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它的根本目的是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基本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环境。     

试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基本范畴

近年来,大家都在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理论化问题。我们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化,必须要解决基本范畴问题。 (一) 范畴即基本概念,是人的思维对事物、现象某一方面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对研究对象本质的某一方面、侧面的抽象规定。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一系列范畴。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范畴。从理论形态的内部关系看,人们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是以相应和相当的范畴作为思维工具的。任何学科的规律都是借助一系列范畴来反映的,只有运用范畴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同时,规律要靠范畴来表述。因为范畴的逻辑形式是概念,规律的逻辑形式是     

把握基本政策 优化宏观调控

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方 式,关键和难点都在于能 否正确制订和实施调节分配关系的基本政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必须强调效率优先,同时也必须高度关注公平。无论实现效率优先,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是促进公平,都需要通过加强国家调控来完成。 从现阶段看,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保护合法收入。如果经济主体以合法方式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再有从事创造财富和发     

一致还是冲突: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

城乡社区治理政策反映政府价值和公众价值互动衍生的结果，以文本的形式体现最终的价值选择，通过精确计算尽量平衡政策理性。通过对32份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以及131份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部门专项政策文本的历时性变迁的质性研究，发现城乡社区治理政策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在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中保持高度一致，在省级政策文本中却表现为区域内外之间的冲突。如何建立政策理性和价值选择之间的公共空间，以解决政策理性的瞄准偏差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政策需要着力弥补的。事实上，不仅可以从“智库之智”赋能纠偏、突显主导目标、运用技术赋权等路径解决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问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价值选择、平衡的政策理性等分类分层调节二者之间的张力，进而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和高质量目标。     

我国政府管制研究初探

关于政府管制的研究最多的在经济学方面,主要考虑如何运用政府管制手段制定合理的管制政策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标在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解决公共问题,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福利。而管制在我国是一个舶来概念,起步较晚,政府管制随着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也经历了加强政府管制到放松政府管制,以及再管制,政府管制的纷争:加强、放松、再管制、取消管制,都已经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优化研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自2007年在全国全面推行实施以来,已经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但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政策环境的变动,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离应保尽保的政策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低保对象确定困难、保障的标准与水平不高、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够、基层低保工作力量薄弱等.这些问题影响与制约着农村低保政策效果的进一步发挥.因此,需要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从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目标、政策标准、政策工具和政策变动等方面的优化,以期实现农村低保政策的科学优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