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与问责制的系统思考

追究官员的责任应区分程度、定性准确、依法进行,从刑事、纪律、政治、道德等方面分别对待。应依据官员受到问责的性质分析其复出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官员复出的制度规定,提高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公信度。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问责官员的另类视角

如果问责制仅仅停留在一问,只问责任人,把人问下去了之,不问原因也不问解决方案,那么张三问下去了,李四上来照样不行还得问下去。所以完整的问责制,我认为应该包含三问:问责任人、问原因、问解决方案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     

“问责”本来是个好东西

<正>标题的意思很清楚,问责本来是现代科层制度下的一个好东西。有了问责,就能规范公务员的日常行为,就能使他们对自己应做的事情负起责任,就能奖勤罚懒,就能对庸官和昏官进行规训。在百度搜一下这个词后更知道: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     

“全权政府”与“全能官员”之弊

三鹿事件后,评论者的锋芒,从商业道德、政府监管、新闻管制、发展战略,进而指向了体制。在全权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揽了一切好事,功德、利益、名誉,那么出了任何事情,政府也难辞其咎。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犯罪,政府就是共犯;公私不分的情况下,私人的恶行,也会算到体制     

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避责的结构性差异——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问责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危机中的政府官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在公共危机中,问责压力、管理任务的不确定性和责任范围的扩大共同塑造了政府官员强烈的避责动机,而官僚运作模式又为其避责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已有研究表明,官员在危机应对中会采取多种方式规避责任,但对于官僚制如何提供消解责任的逻辑缺乏关注。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收集到的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国官员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官员问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间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官员的避责策略不同而引起的,科层制下的中间层级官员避责策略更多,更容易规避责任;负责危机的专业职能部门由于责任更加确切,即使是中间层级的官员也难以规避责任。     

现代官员的“闺门之教”

今天说领导干部要严“闺门之教”．不是要复辟封建传统,更不是剥夺女性权利．而是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庭幸福着想,为其打一针“抗生素”．装一堵“防火墙”。现代社会,物欲横流．诱惑滋长,尤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往往面临着财色等多种诱惑。在这些诱惑面前,没有定力,没有远见,没有忧患意识和清醒头脑的干部往往为其俘获。深陷其中并难以自拔。最可惜的是领导干部自身尚能克已持正．可家人尤其是配偶却自觉不自觉地索贿受贿,将自身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变现折现”。一己之私欲虚荣,使整个家庭为之埋单,多年的辛苦打拼。却换来阴森高墙。炯戒昭然,可不惧欤？     

大学教授的官员形象危机调查

正窗口型官员、贴近群众型官员和准官员,这三类群体受关注度高,形象问题较为严重,而经济违法犯罪、渎职违法犯罪和工作作风问题则是官员形象危机的三大来源     

行政权限与官员问责制——以当前中国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为例

民以食为天,人以命为本.近年来,由于国内各类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反思与追问,毕竟人命关天,难怪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构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思想认识不到位,监督管理不到位,隐患治理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到位,这些突出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彻底解决,安全生产事故就仍会时有发生进一步增强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国务院决定,今年4月中旬至9月底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的专项行动,这是中央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透过真相的拷问

随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进入善后处理阶段,事故的真相也将很快浮出水面。寻找真相,不仅是要告慰死者和抚慰家属,同时也是在检测中国高铁的安全性能;不仅是要平息人们的怀疑和不满,更是要显示出政府在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方面的诚意和魄力,并以此来修复已经受损的社会信任体系。     

从反对方所面临的难题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自从1953年霍华德·R．博文在其名著《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明确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CSR）以来,分歧和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博文的立场,主张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不能只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应当义不容辞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与规范模式。而与此同时,也不断有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此予以质疑和否定。     

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哲学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哲学关系问题评说(之六)

<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一说,可以信其有,也可以信其无。说"有"者,是因为现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联系无不是社会联系;说"无"者,则是因为种种被称为社会联系的关系或活动都有各个自身的称谓,无需用一个什么社会联系去称呼它们。     

典当行：小微企业的融资“助手”

典当业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鼻祖,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典当活动并形成典当业的国家之一。时至今日,典当行业已逐渐演变为企业和个人的理财帮手,多年来为缓解国内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典当行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许多的难点与瓶颈,亟待能够早日解决。     

为了食品更安全：捍卫“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持了我国食品安全形势的总体稳定。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制约食品安全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我国食品安全基础仍然比较薄弱。食品产业量大面广,素质总体不高。生产经营管理不规范,部分生产经营者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故意生产加工伪劣食品,导致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同时,现行监管体制、法规标准、检验检测体系等还不尽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水平不高,监管执法力量不足,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薄弱,存在着监管漏洞。因此,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保障食品安全的任务依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