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诗教的思想性质

本文认为,所谓“诗教”(或日儒家诗教),虽然与孔子本人的思想有着极重要的内在联系,但其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或主张,却又与孔子很不相同,它实际上具有汉代儒学的性质,或者说是烙有汉代儒学鲜明印记的儒家文艺思想。作者对“诗教”与孔子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异作了深入探讨和比较,对“诗教”的思想性质作了新的阐释。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

儒家诗教说的核心是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把诗歌当作服务于政教的工具,以“葳谏”、“美刺”为重要的创作原则和批评原则。本文拟就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推行情况略作描述,并就其兴衰原因作一番探讨。 也许是因为儒家思想在玄学大兴的魏晋时期首次受到冲击,继之而来的以“缘情而绮靡”为主要特征的南朝文学又仿佛在实践上与之唱着反调,于是,在国运短祚的隋朝之后建立的唐帝国,就不单在政治经济方面承袭隋制,而且在文学上接过了隋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李东阳诗论评述

李东阳的诗论承袭了儒家诗教说,他的诗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儒家诗教说的观点出发反对诗歌创作上的模拟剽窃、务美求奇;二是从诗歌本体上阐发传统比兴声律,深化了比兴声律的认识;三是提出学、识、才的观点,论述了诗歌创作上的“因”与“创”的问题。     

论陈傅良的事功诗学思想

陈傅良的诗学思想表面看来存在雅正与怨激的矛盾,似乎难以形成统一的审美追求。但是,陈傅良在继承传统儒家诗教"怨而不怒"、追求雅正的"和平之音"基础上,坚持永嘉事功学术思路,侧重"怨愤",形成了"有为而不自其已出"的事功诗学思想,包括"怨必有道"、"以颂为警戒"、"忠愤悲壮"等三个方面。陈傅良诗学承接了传统讽谏诗的内容,将"怨"化为"戒"、"愤",既避免了苏轼怨刺诗的谤讥,又使诗歌在传统儒家诗教的范围内发挥了"经世致用"事功性职能,是在继承儒家诗教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儒家传统诗教的进一步发展。     

郑珍韩愈诗研究的诗学旨归

郑珍韩愈诗研究中体现了他在古典诗歌面临衰微的状况下进行的诗学思考。在其韩诗研究中,他极力维护韩愈儒家人格修养以巩固宋诗派诗论基础,强调韩诗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调和个性与传统诗教的关系,通过训释析解韩诗以展示学人诗的艺术魅力。     

“涵泳篇章 寻绎文义”的释经原则——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

“经学”是一门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儒家的“诗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艺思想的主流，《诗经》“经”的地位确立以后，为后世对《诗经》的研究提供了广阔优越的前景，并使之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专门学问，即诗经学或诗经诠释学。     

僧诗与禅文化的美学内涵

一《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中国古代重诗教，《论语》里“不学诗，无以言”、“始可与言诗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句子，都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佛教，意思就是佛陀的教育，这种教育，也如同中国的儒家孔孟之道，其实它们有许多观点和方法是相同的。佛教教学的目的是求得智慧，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智慧的教育。在佛经里有一个术语，梵文音译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如果用现在通…     

寒山诗之“禅”析

寒山诗情景交融，不拘格律，后代文人多有模仿，素有“寒山体”之称。诗中禅机勃发，也为唐宋以来历代高僧禅师唱和讲禅，引为经典。现有研究集中在对寒山诗的儒家、道家、释家思想的分析，而对其中的禅宗思想鲜有论及。本文从寒山诗“禅”之来源、内涵和影响三方面，对寒山诗之“禅”进行了分析，这对深入探讨和客观评价寒山及其诗歌在文苑和丛林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评《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

韩袁红女士不仅在学术上是王小波作品的研究者,在生活中也有着对其作品发自内心的热爱。她的《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王小波小说的专著。抱着对小说发现之发现的目的,作者不仅对王小波的小说进行学术上的客观阐释,也在尽力向我们展示王小波小说及其本人超越时空的魅力。对上述两方面进行总结,对这种发现做出分析,有助于对王小波小说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正确评介让更多的人接受它。     

比拟辞格的认知和文化研究

比拟可以分为拟人和拟物两种。比拟辞格的修辞效果可以从"表现"和"再创造"两个方面来阐释。"表现"即比拟辞格的使用者对于语言描绘对象的情貌和个人审美感受的表现;"再创造"即比拟辞格通过模糊、生动的形象为言语作品接受者提供一定的艺术空间,使得接受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心理经验,在作者预设的情境内,丰富形象的意蕴。作为一种常用修辞手法,比拟带给接受者一种亲和感与形象感,这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一些思维特点。     

动漫角色商品化权保护

商品化权是一种＂二次开发＂权利,是基于动漫作品中的动漫形象而产生的。而我国现有法律没有任何明确的依据可以加以规制,因此建立一种有效的独立保护模式是有必要的。本文从动漫形象的商品化过程分析入手,介绍了目前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并做出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独立的商品化权保护模式的构建。此种保护模式便是整合国家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部署的保护动漫角色商品化权的新的独立模式。     

台湾政治文化社会“乱象”讽喻下的赖声川戏剧美学建构

赖声川的戏剧创作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世界华语剧场都具有极高的声誉。他的戏剧作品在对台湾社会生态“乱象”的讽喻中，彰显出隐喻性和结构性的交织、荒诞性和严肃性的互文、喜剧性和庄严性的变奏的戏剧审美理念，表达出对当代两岸政治文化场域的独特读解与阐释：在这一场政治文化社会“乱象”之“病”里，“药”就是隐喻在碎裂的戏剧结构中的和谐与统一；就是沉淀在戏谑的轻浮中的严肃和宏大。这是台湾文化在对中华文化寻根、追溯、汇融、对语的过程中，对自我话语和个性的隐秘阐述，但其“趋同”的美学意象建构是明晰而笃定的。     

启蒙现代性与中华传统思想的调和与互补——林履信著述论

林履信（林尔嘉之子）20世纪20年代在台湾参与社会文化运动,争取台湾人办报、言论等权利;30年代在厦门撰写著作多种,旨在向国人灌输科学精神,倡扬个性主义,以求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引入启蒙现代性的同时,他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抨击日本侵华行径,达到反思现代性的高度。为此他试图从中华传统思想中获取奥援,融合西学和儒学,调和新、旧思想,使之相互补充,由此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又与大多数新文化知识分子有所区别的思考路径和观点,对台湾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无助益。     

重思霍布斯的自然权利

霍布斯以自然权利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为现代性的西方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无愧于“近代政治哲学创始人”的关誉。列奥·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研究可以说是终身的事业，笔者基于施特劳斯早年的作品《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将近二十年后的成名作《自然权利与历史》及《什么是政治哲学》中关于霍布斯部分的论述，意图经由施特劳斯独特的的解读视角，全面深刻地理解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明知”的认定——基于一个案例的分析

“明知”在现行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都有体现，对“明知”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能否成立特定犯罪。然而对这一主观心理状态的认识一直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笔者试从检察工作中实际处理的案件出发，探讨在检察实践过程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     

“会展旅游”概念辨析

学界对"会展旅游"概念存在多种界定,且未就其内涵达成共识。在分析学术界存在的多种"会展旅游"概念和解释后,提出了笔者的思考和判断,认为最好不适合使用"会展旅游"这一提法,应该使用"会展经济"或"会展业"较好。应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旅游和会展的关系上,即要从旅游的角度来研究会展对旅游拉动的一些实务问题上,发展旅游经济。     

贾谊《鵩鸟赋》中的道学思想探微

西汉贾谊《鵩鸟赋》以推度鵩鸟之意抒发对人生、世界之看法,豁达中见悲愤。作者乐观旷达,但又无法摆脱其政治失意的痛苦,故作品中既有积极进取的苦恼,又有乐观旷达的道学追求,但道学思想却是贾谊思想的主流。本文重点剖析《鵩鸟赋》所蕴含的道学思想。     

论实证法的道德困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法学始终的一个经典问题。关于这二者关系的说法可谓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德国法学家耶林亦曾经将之比喻为法学中的好望角，一凉涛骇浪，难以驾驭”。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庞德院长阐述了他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看法，无疑是一次跨越比利牛斯山般的尝试。如何处理合法的道德恶行？又如何处理从实在法看是非法的、但在道德上却是可以证成的行为？对此．哲学界和法学界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故此，很有必要在剖析实证法的道德困境之基础上，探讨道德理念对实证法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