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的思考

当前官员腐败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是受贿犯罪, 而引起受贿的直接原因是行贿。行贿者和受贿者是犯罪共同体,他们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近年来,我国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毋庸讳言,在现实中,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甚至宽容行贿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笔者认为,行贿与受贿应一并打击,且打击受贿应从严惩行贿开始。本文拟从立法、执法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宽容行贿的原因,并提出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对策。     

加大打击力度 保护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当前社会治安秩序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除应继续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外,必须对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打击力度。本文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阐述这一命题的四个要素:增加投入,把握破案重点,从重处罚,扩大震慑影响。并就付诸实施公安决策的有效措施进行探讨。     

我国《刑法》将加大打击恐怖犯罪的力度

如果以前有人散布“这封信里装有炭疽白粉”、“我这里有颗炸弹”等恐怖信息可以不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话，那末从2001年12月29日起，就要依法在监狱里呆上几年。     

加大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打击力度

2003年以来，上海法院依法审结各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件120多件，惩处170多名被告人。     

反腐:容忍限度决定打击力度

小孩子吃饭总是掉饭粒,父母喋喋不休地反复告诫,始终不见效。有一天家长狠心立了规矩:掉一个米粒一顿饭不许吃,掉两粒,两顿不许吃……在经历了两次"饥饿"后,小孩子再也没有掉过饭粒。这个小故事昭示出,当人们对某个错误觉得不该再容忍时,问题或许就不再是问题。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主张:对履行职务时接受礼物的人员应该处以极刑。他对腐败的容忍限度是"零"。     

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看公检法的刑事司法关系:如何互相制约——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和第五十三条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证明标准"证据充分确实"具体化为三项内容。同时,这一标准同一性地体现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即作为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和人民法院审判的判断标准。这样的法律安排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公检法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关系的新趋向:从重正向制约到重反向制约,重笼统概括制约到重具体规范制约,重实体制约到重程序制约。     

浅谈对驾车抢夺犯罪的打击、防范

对驾车抢夺犯罪,要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打击防范措施。在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强化专案攻坚的同时,还要加强对摩托车的管理力度,控制销赃渠道,利用媒体的宣传,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单位犯罪主体参加刑事诉讼的方式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未规定具体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处理的混乱。设立独立的诉讼代表人，是在刑事诉讼中公正、合法地查处单位犯罪的关键。     

英国汽车犯罪的预防和打击

英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汽车犯罪十分严重,直接危害社会治安。英国在长期致力与汽车犯罪的斗争中,不断摸索、研究,积累了一套相对成熟、有效的打击和防范措施。该文就英国汽车犯罪预防和打击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对加大预防和打击渎职犯罪力度的思考

当前,我国渎职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给党和国家事业、人民权益造成极大损害.渎职犯罪案件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文章认为,加大预防和打击渎职犯罪力度,需抓好对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教育、切实完善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制约机制、切实加大对渎职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切实健全和完善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协调配合.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保护

刑事诉讼过程涉及国家与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这三者之间既同向损益,又逆向损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这三种利益保护的侧重点有所差别,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保护模式,即不同的诉讼模式。要关注和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注意平衡被害人利益保护与国家社会利益保护,平衡被害人利益保护与被告人利益保护。     

互联网上追"网迷"——莱阳市公安局搭救迷失入网吧的中学生纪实

2002年4月,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科、所、队的民警们充分发挥网上科技优势,同力协作,经过两昼夜的监控和追踪,终于将离家出走达10天之久的高三学生李伟找回,消除了其父母心灵上的极度痛苦和忧伤,圆了李家的团圆梦。一时间,互联网上追“网迷”,在梨乡莱阳被传为佳话。 “网迷”离家出走 4月27日上午10时许,莱阳市公安局计算机管理监察科王科长接到一姓李的学生家长的求助电话:称其在莱阳某中学就读的儿子李伟离家出走8天,经多方查找杳无音信,请求协助查找。 经询问得知,求助者李某某,现在市政府某局机关任职。其独生     

刑事诉讼中DNA鉴定证据的证据效力

近年来,DNA鉴定在刑事诉讼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很多成功的案例令人们心悦诚服,但一些失败的案例也令人震惊,有必要理性思考DNA鉴定的相关问题.提高DNA鉴定的证据效力,关键是如何保障司法人员科学运用DNA鉴定技术,并在诉讼中正确应用鉴定结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我国有必要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腐败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证人作证方式及其保护、污点证人酌定不起诉和特殊侦查手段等方面作若干修改和完善。     

企业犯罪的有效治理——美国企业缓刑制度的发展与借鉴

以企业罚金刑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犯罪监管机制,既不能实现对实施犯罪的企业进行改造的目的,也难以预防企业犯罪的发生。因此,美国构建了企业缓刑制度,从企业组织结构层面重新认识和处理企业犯罪。企业缓刑制度使实施犯罪的企业在法院主导下以合规计划等手段进行结构改革,在改造的同时为企业提供重返市场的机会,并激励其他企业主动实施合规计划、优化内部治理,从而实现了对企业犯罪的有效监管。有鉴于此,可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引入企业缓刑制度,并以合规计划为主要手段,形成对企业犯罪的有效预防和监管。     

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保障

由于目前刑事诉讼中一直是公力救济占主体地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只能充当参与主体的角色,具有消极性,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尤其是被公权力所漠视时,由于其主体地位的不明确性和缺乏保障性,其受到侵害的权利通常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有效救济。我们应当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赋予被害人某些实质性的权利,特别是能够在一些关系被害人切身利益的实质性权利上做一些变动,从而赋予被害人诉讼主动权。虽然这种主动权并非是要替代国家专门机关的诉权,但它至少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权利关系当中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是当公诉方忽视被害人的权利时,被害人的手中还有一个能够起到作用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实现打击违法犯罪信息化的网上信息作战机制研究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违法犯罪形势下,利用公安信息化手段,实现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之间、各地公安机关之间的资源共享、协同作战,可以实现对违法犯罪更有效的打击和防范。建立网上信息作战机制,是科技强警战略思想落实到具体公安工作中的必然结果。本文从科技支撑和制度保障这两个方面,阐述了公安机关如何建立网上信息作战机制的问题,并对建立网上信息作战机制,实现打击违法犯罪信息化作了展望。     

对加强刑侦基础工作的思考

刑侦基础业务建设是整个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日趋严峻复杂的刑事犯罪形势下,加强基础业务建设、深化刑侦工作改革是实现侦查破案方式转变、提高侦查破案率、牢牢掌握打击犯罪主动权的有效途径。加强刑侦基础业务建设,必须加强对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管理工作、构筑严密的阵地控制网络、采取有效的刑嫌调控措施,使三者有力地相互配合与协作。     

刑事诉讼地区管辖问题比较研究

地区管辖的确定,是审判权归属最终确定并运行的标志。历经学理考量的以地域为核心的地区管辖原则,受一国司法体制、警察、检察官、法官权力配置以及程序阶段设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显出各具特点的确定体系、机制、功能及不足。本文拟通过对各法域下地区管辖立法的规范分析和逻辑解读,完成对代表性国家地区管辖确定的指导思想与确定原则、预期价值与实际效果、设计要素与现实阻碍、管辖冲突与程序救济等进行多方面比较考察,为我国刑事诉讼地区管辖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程序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