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难问题的若干思考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又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证人依法如实作证,对于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顺利进行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证人作证难一直是近年来困扰刑事诉讼的一个突出问题,亟待寻求解决方策.     

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

一、证人拒证、拒绝出庭作证的现状及负面影响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①。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直接或间接感受到的有关案件事实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②。证人证言是我国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由其自身具     

论完善刑事诉讼出庭证人如实作证的法律保障

正真实的证言,有助于法庭迅速查明案件事实,做出及时公正的裁决,虚假的证言可能导致冤假错案,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如实作证保障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一些刑事案件特别是部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作出及时、公正、有效的判决。本文在梳理出庭证人如实作证义务的理论基础上,就影响如实作证问题展开探讨,希望对完善法律保障制度有所助益。     

论刑事诉讼平衡模式——以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符合一定情形的证人必须被强制出庭。但证人如何出庭、出庭证人证言与书面证人证言如何采信,如何落实证人保护、作证补贴等问题亟需找到答案。相对"究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证人出庭势必打破原有诉讼平衡。适应证人出庭制度之变,寻求新的诉讼平衡,需要司法理念及诉讼模式的转变与嬗变。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证人作证难问题的几点思考——暨侵权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之探析

我国民事案件审理中,由于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证人证言制度一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普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证人证言出现的最多,依此类案件性质,依靠证人证言去还原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是查明案件事实的最佳途径,实务中,法官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因法律对证人作证制度规定欠缺、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干扰等因素,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和难度又大大降低,法官如何判断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和尽力再现客观事实是困扰司法界的难题。本文试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证人作证难的问题入手,来对侵权损害赔偿疑难问题加以研究,以期能为完善证人证言制度增砖添瓦。     

刑事诉讼中“线人”作证问题研究

我国的警方线人不但身份完全保密,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线人一概不出庭作证,甚至线人向警方所作的陈述或提供的情报内容也被作为秘密资料而不随案移送.这种做法不仅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法院也无从对线人庭外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线人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线人的使用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因此在线人作证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线人虚假或错误陈述难以得到发现和纠正.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线人身份的保密特权和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之间作权衡.为此,需要建立我国线人作证规则.通过向法官秘密作证和特殊情况下出庭作证的方式,保障辩方取证权和质证权的实现.     

论我国远程作证中情态证据的程序保障——兼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与司法程序的深度融合发展,诉讼电子化正推动着人证的作证方式由传统出庭作证向远程作证转变.远程作证在便利人证直接向法庭提供言词证据的同时,对作证主体的表情、下意识反映等情态证据也产生着过滤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官对言词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为充分发挥情态证据的证据效力,有必要对远程作证制度进行改造:一是应当...     

单位证明的误区——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中如何避免滥用证人权利

单位作证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尤以单位证明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富有争议。本文阐述单位证明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现状,并对单位证明作合法性分析,解读因单位证明的使用导致单位滥用证人权利现象的产生及成因,提出如何规范和引导单位作证行为,限制和约束单位滥用证人权利,以解决单位作证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单位证明的误区——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中如何避免滥用证人权利

单位作证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尤以单位证明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富有争议。本文阐述单位证明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现状,并对单位证明作合法性分析,解读因单位证明的使用导致单位滥用证人权利现象的产生及成因,提出如何规范和引导单位作证行为,限制和约束单位滥用证人权利,以解决单位作证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警察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析——以“情况说明”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情况说明＂代替了警察出庭作证,这侵犯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也不利于法院查清案件情况。本文拟结合＂情况说明＂分析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和身份。     

民事案件简转普中法官“逆向选择”的现象解析与规制疏导

我国一审民事案件简转普中法官的逆向选择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简转普程序运行的实证观察,揭示简转普中逆向选择的客观性与隐蔽性,并借助逆向选择理论进行分析解读,刻画简转普中法官逆向选择的心理活动及传递叠加过程,以期引发更多地关注,共同探索规制疏导的有效路径。     

“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中的律师职责

律师帮助被告人"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辩护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奏效。一般律师都放弃这种辩护,只寄希望于办案人自我否定的证据辩护方式,即使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也只是尊重被告人的意愿而已。如何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辩护权利,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尽到刑辩律师的职责,仍然是个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一、法定"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并未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举证责任(一)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以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证人书面证言”可采性问题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操作意义。“证人书面证言”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其在各法域仲裁实践中的适用不尽相同。尤其针对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各法域的实践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背后体现了各法域在仲裁证据制度“法律文化”、“性质认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仲裁证据制度也存在相关问题。虽然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较好的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效率；但是放眼未来，则需要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上，做系统性的、规则层面的完善。     

证人出庭“难”的文化类型学解释——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则的实效性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些保障措施,这些规则能否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取决于法外条件。从文化类型学上分析,我国证人出庭"难"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宏观背景下民众观念、司法资源和司法权威等因素共同制约的结果。新的立法规则固然对解决证人出庭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其实效有限。     

空前的涉“306条”案何时绝后？——此类案件与刑讯逼供案的两大程序问题

近年来,连续几起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引爆了法律界人士的激烈争议,再度激起306条的存废之争。但是笔者细观各种争论,发现探讨和争论多集中在306条实体问题上。对程序问题没有涉及,下面就程序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程序四论——《公证法》有关公证程序规定的初步解读

一、当事人和公证机构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公证作为国家为保证法律的准确实施所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预防纠纷,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为了确保这一目的得以实现,除了依托实体法律,还需要提供程序上的有力支持,为此,《公证法》设计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办理公     

本是寻常事 冲冠一怒为哪般——法官解读“民转刑”真实案例

2013年9月，新闻媒体陆续报道了北京大兴“摔婴案”、山西临汾“挖眼案”等极端恶性伤害案件。前述案件在新闻媒体报道中出现，不仅给社会公众敲响了社会道德底线的警钟，更让公众将关注视角集中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据媒体报道称，上述案件均是因为简单的口角纠纷或家庭赡养纠纷等民事纠纷而引发，     

“背靠背”调解的法律问题

一、民事诉讼调解之现状 本文所讨论的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由审判法官所主持的为双方当事人就解决纠纷而进行的调解工作。目前“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然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工作原则之一。但是，在目前环境下仍有必要仔细认清诉讼调解制度的利弊关系，特别是“背靠背”调解方式对司法权的正常运行乃至法治前景的影响。     

我国民事速裁程序适用过程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尽管速裁程序本身也是简易程序的一种,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并没有对速裁程序的明文规定,有关速裁程序的规范化运作等一系列问题还处于司法实践的探索之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亦各有不同.人民法院推行速裁程序顺应了公民平等接近司法权利的要求,是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路径,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相互协调的体现.规范我国民事速裁程序必须明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速裁审理的组织机构、速裁案件的审判模式、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协调,对速裁程序的司法救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加强对速裁程序运作的监督与管理等几个问题.     

形式与内容——“程序”是否是公证的决定要素

正2014年06月03日,悬在中国众多公证人心上的那只靴子终于落了下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于自2014年6月6日起施行。该《规定》第四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公证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