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性别失衡议题中的多元利益格局与政策博弈——对中国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的实证分析

性别失衡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议题活动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过程.为揭示性别失衡背景下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本文依托Intemet和中国期刊网数据,分析了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中不同政策社群的利益博弈行为.结果表明:Heclo(1978)和McFarland(1987)关于政策议题网络的概念模型,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后者参与社群性质异化、边界模糊,具有更为复杂的现代政策多元主义特征.在议题网络中,各政策社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采取发言、劝告、旁听、争论等形式参与政策博弈,表现出两类博弈形态:一是议题交流型,就性别失衡的态势、原因、后果和治理等提交观点、表达利益,意在将本集团的议题态度融入公共政策进程;二是议题交锋型,围绕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真实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光棍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施行治理的必要性等,暴发激烈的议题观点时抗,意在就关键政策环节主导政策舆论环境.这两类利益博弈在性别失衡议题发展中具有近似量质互变的哲学辩证关系.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年代、婚姻、区域、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综合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代际支持行为以及男性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养老研究的视角,初步识别了性别失衡给农村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乡村青年在娱乐中的赌博问题——遂溪县百村调查

遂溪县是雷州半岛三县之一,面临北部湾,人口77万多人,20个乡镇,225个管区,8个乡镇面临沿海,历史上是个干旱、瘦脊的穷地方。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广大农民从“种地为养家,养牛为耕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种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中跳出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乡村青年文化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笔者在1993年2月份就遂溪县乡村青年在娱乐中的赌博问题对全县100个乡村进行了调查。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持续失衡,与此同时,犯罪率也不断上升,虽然中国的性别失衡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研究多为质性分析.本文在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在分析中国当前不能成婚男性的特征和对犯罪影响的基础上,基于中国1990、1995、2000、2005年全国省级宏观人口经济和犯罪率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回归方法建立人口性别比和犯罪率之间的随机效应模型,发现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中国性别失衡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率的上升,对社会安全构成T威胁.本研究不但定量地证明了中国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同时也为降低和预防犯罪提供了人口学方面的视角.     

性别失衡、大龄未婚与男性农民工幸福感

利用CHIP2007农民工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男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因大龄未婚遭受可观的幸福感损失,且对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者的影响尤为突出。可能的解释是,大龄未婚概率在相当程度上是男性农民工社会经济条件的反映;在反事实视角下,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男性农民工可以支付婚姻成本,却因户籍等制度性因素而大龄未婚,不能充分利用婚姻分工比较优势,与其若已婚相比幸福感损失更大;单身概率较高的男性农民工难以支付婚姻成本,大龄未婚是其权衡利弊后的选择,幸福感损失反而较小。有必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工成婚的制度性成本。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性别失衡风险传导研究

性别结构失衡已成为当前中国重要的人口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其影响正通过特定途径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引发包括社会安全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基于风险传导理论和性别失衡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整理等方式构建出了一个性别失衡风险传导理论模型,并以该模型为框架,经过节点确定、结构学习和参数学习等步骤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而以专家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预测推理、诊断推理、影响强度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等四个方面对性别失衡风险传导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找出道德失衡的主要原因

人们常把近几年来道德失衡现象简单地归因于“教育没跟上”,这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笔者以为,还应找出更深刻的原因。哪些算更深刻的原因呢?首先,在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我们对执行某种政策可能引发的道德变化的结果缺乏预见性和防治措施。体制转变,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主体多元     

国际视野中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比较与借鉴

基于存在男性偏好的亚洲5个国家和地区性别失衡治理方面的相关二手数据,采用了公共治理的6要素理论框架,分别从目标、理念、结构、机制、工具和绩效方面总结和比较了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性别失衡治理模式.研究发现,5个国家和地区在治理目标和理念上有较大的共同之处,在治理目标上主要是针对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的治理,在治理理念上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并重;但在结构、机制、工具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也导致了治理绩效的不同.其中治理较为成功的是韩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治理结构、机制和工具,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分别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或治理工具方面存在一些局限,从而导致其治理绩效不明显.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中国大陆地区性别失衡治理的政策建议.     

政府角色与中国经济失衡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00多亿元锐增至2010年的37.8万亿元,翻了几十倍。但与此同时,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约有1.5亿贫困人口,最低年收入还不到世界目前平均收入水平的15%,经济失衡严重且结构性问题突出似乎已成为当下政界与学界的基本共识。从中国目前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内需和外需关系倒错、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五个方面辨析出政府在其间的模糊定位和过深介入,并对政府在经济失衡中的七个成因展开思考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与反思。     

上海初中辍学生研究——个案调查与发现

本文对辍学的国内外定义进行了疏理和比较,探讨了上海青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原因。本研究发现青少年辍学是一段历程,期间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最终导致青少年辍学行为的发生。本文还发现上海存在"隐性辍学"的事实。     

中国近年发展成就与失衡原因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开放景气增长,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派生名义追赶速度第一次超过实际追赶速度,不仅使得国内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增强。然而,高速增长和追赶也派生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宏观失衡格局。     

乡村行为主体结构功能失衡下的村治研究

当前村治中行为主体之间结构功能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和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不顺、村两委与乡村自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和村民内部的失衡。这种失衡的实质是社会权利的失衡,会对村治形成明显的制约,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乡镇政府和村两委的职能,通过增权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高乡村自组织和村民参与村治的热情和能力。     

当前中国企业伦理管理失衡的成因及对策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现代意义的企业,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新的市场观念和价值观念使企业管理中的伦理缺失、腐败滋生、道德沦丧、权钱交易、"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现象或行为盛行。本文试图从企业伦理管理失衡的角度对这些负面现象或行为进行分析,并指出导致企业伦理管理失衡的主要原因,而且提出了几点对策性建议。     

广东社会性别观念调查与比较分析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状况调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于2000年12月采取随机抽样和人户访问的方法进行。本文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对广东地区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独立的描述和比较分析。 社会地位是男女两性社会差异的主要体现,社会性别理论为分析两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参考坐标。“社会性别”首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在     

百名青年理想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为把握青年思想脉搏,促进青年理想教育的不断深入,最近,我们以问卷、座谈、走访的形式,对一百名青年的理想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工人、农民、营业员、科技工作者、干部、学生、待业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六人,共青团员七十五人,青年十九人。平均年龄二十三点六岁。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十二人,高中和中专的六十一人,初中和小学的二十七人。通过调查,我们基本上了解了青年理想教育的一些情况,初步探索了当代青年心灵深处的“秘密”。一、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与理想“没有理想的青年,会觉得精神空虚,会沉沦。”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农户民主推选当家人——平凉市赵堡村的调查

目前我国的农村家庭,不仅是基本生活单元,而且是基本生产经营单元。能不能把农民家庭这个社会的经济细胞搞活,至关重要。平凉市柳湖乡赵堡村农民家庭民主推选当家人,促进了农民家庭潜在机能的发挥。 赵堡村地处甘肃平凉市郊。农村改革以来,村党支部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路子,不断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全村大多数农户生产发展较快。但部分农户明显掉在了后面。     

德国公共安全风险管控分析及启示——初探上海轨道交通未来智慧化公共安全风险管控

21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德国在公共安全风险管控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及其风险管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德国公共安全风险管控的危机管理是德国应对安全危机的关键一环,也是德国公共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风险分析工作起步较早,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风险分析体系。因此,以德国反恐突发事件风险管控的具体实践为参考样本,重点分析德国公共安全风险管控的未来发展趋势、危机管理、风险分析方法等内容有助于为我国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开展智慧化公共安全风险管控提供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