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上海红卫兵大串联研究之三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两条途径.前者是以"代表"的身份通过组织系统办票外出的,共约44万人次.这引起了广大青年学生(非代表)的诉求和抵御,便通过种种的手段挑战"正式途径",最后演变成"短票长乘"、"冲击列车"等"非正式"外出途径.关于大串联两条途径的交错,既可反映事态的全貌,又可揭示事态衍变的根由.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上海红卫兵大串联研究之四

大串联期间,上海学生向外省市借粮1千万斤以上,现款几百万元;上海向外省市师生借粮2千万斤,现款五百万元.后各地向上海转来的单据计有粮五百余万斤,款四百余万元.     

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的三个特征

尽管上海的红卫兵接待工作因人数众多、季节更替而困难重重,但因整体上指挥得当、协同有力,以至从生活安排到组织管理,均处于一种良性运作的程序中,甚至在引导外地学生串联方面,许多基层单位还有独到的创举。然而,这并不表明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在内的主管部门,是认同和重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在非常的形势下,恰恰是不“认同”才格外地“重视”,即越是在理智上持反对的态度,越是在操作中如履薄冰地维护局面。     

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的五个阶段

红卫兵研究如同知青研究一样,应纳入青运史研究的范畴和视野;或者说,青运史研究应吸纳红卫兵研究的课题有关内容,这也是自身学科的拓展和开掘的需要。由此,本文列出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的五个阶段,以示提议和思考。     

论红卫兵文化

我以为发生在本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中国红卫兵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特殊的青年文化类型,我们称之为:红卫兵文化。红卫兵文化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长期性。这就是说红卫兵文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同样也存在于世界的其它地方:不仅发生在过去,也将发生在未来,当然红卫兵文化不可能永远存在,正象其它文化不可能永远存在一样。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十足的信心,     

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红卫兵”社会化道路探析

“红卫兵”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是指“文革”初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初高中生。“红卫兵运动”的实际概念是短暂,基本上从1960年“文革”始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止。“红卫兵”已成为历史。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青年,他们社会化的道路是独特的,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笔者试图从中窥视这些青年成长的规律。 一、角色的剧变——人格的早熟与社会化的纷扰 红卫兵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主席的宠儿,从实际上看,是“文革”的急先锋     

“文革”中的步行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红卫兵开展“革命大串联”活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势。     

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狂飙骤起。在这场横扫千军如卷席、势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创举”中,坚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不仅要在全中国扫残云,主沉浮,反修防变,同时还要在全世界驱虎豹,缚苍龙,赤遍全球。1967年,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5次代表大会并对阿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绝非偶然。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左思潮的巅峰时期。林彪等人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所做的盲目乐观的判断,误导了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的中国人。“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胜利”,不仅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念,而且成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成为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出发点。     

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     

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续)——关于红卫兵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

从红卫兵到一代思考者 T:许多当年曾肓目而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坎坷后,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改革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现象。我们需要研究,从单纯而盲目的红卫兵到成熟而理智的思考者,他们的思想经历了哪些变化?从红卫兵的狂热到投身改革的热忱,这之间又有什么逻辑联系和区别?这些人的思想变化是否代表和揭示了这一代人思想和性格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G:我认为有这样三个事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们这代人自文革以来的思想轨迹:“八·一八”、天安门事件和改革。“八一八”是我们这代人置信不疑地卷入文化革命的象征;天安门事件是我们这代人殊途同归普遍觉醒的标志;而改革则是我们在共同的经历和思索中的必然选择。在这二十年中,我们这些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和     

特殊学费培养的人——访首都当年的几位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今天很少有人提它了。在一些受过红卫兵冲击的成年人看来,那是一段荒唐的历史,不必再提;一些当过红卫兵的青年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愿再提。 可是,这毕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客观存在的一页。历史不是一部可以修改的文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从历史中学习。不论这段历史是令人神往的,还是使人难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当、也可以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因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派别……都更重视历史”(恩格斯)。     

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一项关于红卫兵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

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册页,我们会发现,很少有哪代青年象在十年动乱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那样,有着如此奇特而曲折的经历:他们曾做为国家的小主人,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沭浴着共和国第一道金色的阳光;他们也曾在文化革命中做为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不能见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他们曾是极“左”理论狂热而虔诚的信仰者,以红卫兵运动的方式率先卷入十年动乱;他们也曾是那埸噩梦最早的醒悟者之一,在天安门广埸发出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呐喊;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徬徨过、颓丧过,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他们又被称为“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无论在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在对现实的改革中,都显示着他们所独有的深刻、勇敢和热情。这是有着复杂而特殊性格和特点的一代人。他们的经历是我们的民族和党在建国后五十多年来的历史道路的缩影。     

我所经历的"文革"

破除"四旧"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文革"风暴在全国掀起,"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形成运动,席卷千家万户.什么是"四旧?"没有明确的解释,破什么,怎么破?没有政策界限.红卫兵走上街头,随心所欲,把自己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作为"破"的对象,自由行动,谁也管不了谁.乱砸、乱抄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历史文物,一些庙宇、祠堂破坏了,匾额砸碎了,群众门楼上的浮雕铲掉了……据有关资料披露,北京红卫兵在20天内抄了10多万人的家,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被收缴,城内4000多处文物被毁.就连故宫也被改成"血泪宫".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好得很>和<不准抹杀红卫兵功勋>两篇社论,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池东明炮打张春桥事件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全国，惊动毛泽东的“1·28”首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斗转星移，至今已43年过去。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的学生们，现在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聂元梓浮沉录

提到红卫兵"五大领袖",首先提到的应该是聂元梓.这不仅因为她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而且因为她曾是策划贴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打响"文革"第一炮的带头人.……     

我的“串联”经历：从狂热到怀疑

1966年，我在北大经济系读书。当时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各地“大串联”热火朝天。这种情势下，我们经济系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物理系的几个朋友也响应党中央“步行串联”的号召，组成“新北大井冈山长征队”，激情澎湃地策划步行去井冈山这个革命圣地“朝圣”。     

王冀豫：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我见到江青三次流眼泪(下)

为谢富治流泪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主要是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担心别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荣的历史,想把有关那些历史的材料清除干净.叶群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其心腹江腾蛟,派人假冒红卫兵到上海抄了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谢富治就参与过对抄回材料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