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刑事诉讼视域下DNA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北大核心

对以DNA证据为代表的科学证据的有效审查判断是法庭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关键,然而,DNA证据的"科学"属性使这一任务陷入困境,证据审查流于形式,质证虚化均是其鲜明体现。从学理与实践不同层面予以分析则可开辟审查DNA证据的新路径。学理层面上对DNA证据的审查以考察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判例的演变以及大陆法系国家自由心证基础上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分析为基础,推出我国对DNA证据的审查应以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及合法性为内容;司法实践中审查DNA证据则采取分阶段审查模式,具体指侦查阶段的成证审查、起诉阶段的书面审查以及审判阶段的实质审查,其目的在于改变庭审质证虚化及公、检、法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状态,体现庭审中心主义。     

DNA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规制研究——以卢荣新案为样本

在刑事诉讼中,DNA鉴定意见是判断人身同一性的关键证据,往往是有罪证据体系的支柱。通过分析卢荣新案发现,DNA鉴定过程中易发生检材提取时间不明晰、保管时交叉污染和鉴定时片面选择等问题。这是鉴定人员程序规则意识淡薄、鉴定启动的职权主义和鉴定技术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应严格审查DNA检材来源清晰可靠、保管链完整可查和鉴定程序合法规范等内容,从鉴定室管理规范化、鉴定人责任制、完善鉴定意见采信规则三大方面,确保DNA鉴定意见的证明力。     

医疗事故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对判断医疗事故罪与非罪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实践中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判决的不同。因此医疗事故鉴定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效力的判断成为目前学界关注的首要问题。结合焦点案例,详细分析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刑事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并就医疗事故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对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证据的探讨

DNA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DNA证据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关于DNA的鉴定和证据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非法证据,特别是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程序中诉讼价值最易发生冲突的问题。本文例举了大量详实的例证,对该问题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论述。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类证据：一是非法的自白证据;二是非法搜查、扣押所收集的实物证据。这种证据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关系到不同诉讼价值观念的选择和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存在着许多差异。     

论鉴定科学证据的科学基础——鉴定证据的标准、效力及适用

鉴定科学证据的运用无疑能提升刑事证明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是若被不当理解和运用则会造成对刑事司法公正性和实质真实发现的干扰。对鉴定科学证据,需要制定若干标准作为对其存在的知识基础的衡量指标。鉴定结论由于其知识基础的不同,其效力和可靠性也会有所差异。司法实践中,对科学鉴定证据的应用须设置一定的程序控制,以便对其进行把关和过滤。     

论公安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

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存在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审核登记,不申请CNAS认可,超范围鉴定,鉴定程序违法等多种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现象。应从公安机关鉴定的合法性方面来改变现状,对公安鉴定工作进行重新认识,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充分利用好专家证人制度,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完善的质量监控制度,以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推动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论公证的证据效力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之一,也被视为公证与私证的主要区别。公证的证据效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证明的内容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二是从证据材料的优先性来看,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公证的公信力是公证证据效力的渊源,而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这种公信力提供了保障。公证证据在诉讼证明中可以成为书证,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属于可予认知的内容,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初步可信的证明效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辩驳和推翻的。目前,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走出DNA证据的误区——对DNA证据“不可质疑性”的质疑

近十多年来 ,基因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 ,其被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DNA证据被引入法庭就是其中一种。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指认证据具有的主观性不同 ,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 ,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 ,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出现的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因此 ,法庭在评价DNA证据的证据价值时不应陷入“DNA证据 ,铁证如山”的误区。     

科学鉴定证据的采信

科学鉴定证据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科学鉴定证据专家不是科学的法官,法官裁决也不是科学鉴定证据的翻版。纵观两大法系,其科学鉴定证据制度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警示,如何合理地引进、吸收和构建,不仅是一种技术或者事实问题,也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存在排除非法证据的“界定难”、“证明难”和“排除难”问题。为有效预防非法取证,现有的司法制度应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司法令状制度,重大侦查行为应“有证实行,例外明示列举”;建立重大案件首次讯问值班律师临场监督制度;推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行侦羁分离和建立公派律师值班制度;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诉讼中警察证据意识问题探究

警察的国家证人角色,决定了证据对于警察固定、保全犯罪事实与保障警察合法职务权益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警察要切实认识法定证据对客观事实认定的应然性要求,注重证据的可查性、可证性、系统性等内在要求,注重法定证据的合法性品质,养成良好的证据意识。     

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研究

以立法目的之差异为区分,我国的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可分为关联性规则和四项排除规则。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项排除规则存在性质不明、应用失序、内容缺失等三方面的问题。基于对已有规定和域外有益经验的总结,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完善既需有解决硬伤的整体性思路,也需要克服软肋的阶段性应对。     

声纹鉴定及其证据效力

声纹鉴定是一种新兴的司法技术手段 ,它在迅速发现犯罪 ,及时依法取证和查清犯罪嫌疑人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 ,加强对声纹鉴定在刑事司法中的证据效力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各国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本文介绍了西方国家 ,主要是美国的声纹鉴定在审判中的证据效力及其发展 ,指出了加强科技证据研究的必要性     

论侦查实验结论的证据效力

侦查实验结论的证据效力亦即它是否具有证据资格以及证明力的大小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很大争议,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侦查实验结论的形成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具备证据的基本属性,因此理应具有证据资格,而且鉴于其特殊性,应将其独立成一类单独的证据形式。同时,不同类型侦查实验结论,其证明力大小也不同。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论电子证据鉴定的法律规制

电子证据鉴定作为信息时代特殊的司法鉴定类型，为我们解决与电子证据相关的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挑战。及时有效地针对电子证据鉴定进行法律规制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而电子证据鉴定法律规制的内容可能涉及方方面面。从对相关术语的界定到对基本原则、基础程序的规范，再到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操作标准，乃至鉴定设备与软件引进的论证和本土设备与软件的研发等等，都是我们在电子证据鉴定法律规制中需要积极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