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法律人格探微

本文旨在探讨上海合作组织法律人格的确立、内涵、意义等问题。文章以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讨论了该组织法律人格的确立过程，深度解读了上海合作组织法律人格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并指出了某些不足与缺陷。法律人格对于该组织提升凝聚力、增强行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法”的用语及概念解析

国内外学界对"法律方法"之用语的使用并不一致。应当用"法律方法论"一语来指称自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应用方面的研究。法律方法的研究是以法律适用为中心,从微观的视角来谋求法律自身的学问。作为一种职业性思维与技术,法律方法旨在处理事实与规范之间对立与紧张的难题,从而追求个案中法律判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逻辑与经验构成法律方法的基本向度;法律知识、法律技能、职业伦理是法律方法的构成要素。     

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忧思

法律方法论是法学的综合性学科，即各个分支学科都要涉及方法论的问题。由于法律方法论中的方法也是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因而这一学科与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言学、解释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法律方法论近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但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不注意读者及“市场”需求、不注意研究的背景、没有问题意识以及不注意经验与技术的结合研究，这些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法律方法论不是纯粹的理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展开研究。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从两个个案谈诉讼法不应构成对实体法适用的限制

本文旨在针对目前在我国发生的消费者人身伤害案赔偿问题,及此类案件在审理中法律适用的问题,提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诉讼法规定的不周延或范围过于狭窄给司法过程中法律适用造成的困难,指出在诉讼法当中应避免涉及实体法适用的规定,诉讼法应在程序上保证实体法规定的实现,而不应构成对实体法适用的限制.     

解决法律抵触问题的制度选择

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之问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区分是客观事实。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的职权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或补充的新法条属于基本法律的组成部分，而依据宪法第67条第（2）项规定职权制定和修改的一般法律是基本法律的下位法。《交安法》与（《行政处罚法》的抵触及《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抵触问题虽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等办法加以处理，但是应当建立法律审查制度才是解决法律抵触问题的科学之道。目前体制下，司法审判活动在推动法律抵触问题的解决方面也应当有所作为。     

创意保护的法律考量

创意在很多领域都得以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娱乐，商业领域中显得十分重要。创意的重要性提出了法律保护的需求。而目前有关创意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却还存在着漏洞与不足。美国已经探索采用财产权方法、准合同或不当得利方法、合同方法、信任（秘密）关系方法、反不正当竞争方法和著作权方法来保护创意，这对于我国是有用的启发。     

司法考试的价值及其限度——法律思维的视角

法律思维对法律职业群体有着重大意义,法律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思维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是我们应当重视的。从这个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司法考试制度的价值及其局限,具体可以从客观题和主观题两个层面展开。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给司法考试以及法学教育等方面以有益的结论。     

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

为法治寻找实现的路径是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任务之一。然而,作为实践哲学的法律方法论并不是法律人办案的行动方案,是一种理论形态,描述的仍然是法律思维方式。对法律思维的研究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法,这是因为即使是通过法律的治理也是多途径的。从理论上看,哲学的、逻辑的、语言的、修辞的和解释的方法都对法律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律方法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这些学科的支持。从法科人士研习法律方、法论的过程来看,作为方法论的法律哲学、法治所需要的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言学和指引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学等学科,构成了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体系。这些学科既提出了法治所需要的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对创造性的限制等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探寻这些理论实现的途径。在学科交叉的意义上,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可以拓宽专业领域,也可以积淀深厚而广泛的理论基础。     

法律解释学的谱系:一种历史解释的尝试

解释的观念贯穿着人文社会学科的始终。法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重要分支，解释学在此意义毋庸置疑。法律解释学的意义在于：在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的解释直接影响当事人切身利益；在司法实践中进行确当的解释以实现个案正义，是每一个法律人所承担的永恒使命。本文试图厘清法律解释学的谱系，按照解释学发展的内在旨趣，四分为：自为的法律解释学方法论阶段；一般解释学理论下的法律解释学方法论阶段；哲学解释学启示下的法律解释学存在论阶段；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法律解释学阶段。     

法律目的下的法律与道德——庞德的阐释及启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法理学所关注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庞德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法律目的这一特定视角出发,通过划分法律发展的五个阶段来具体解析相应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五种不同模式并旨在指导法律实践活动。这种理论智识和分析方法对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联系

有关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之间联系的学说均不尽如人意,但其中一些观点亦揭示了两者生长的共同基础。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生长的基础是大致相同的。因而,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两者共享同一个基础,即法律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法律唯物辩证观＂;二是两者往往在同一时空中为人们交互使用,且相互转化。从法律传统上看,两者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一致性。以关系原理视之,两者联系的纽结在于它们都是一个解决理论/规范与实践/事实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并提出理论/规范假说的过程。无论是在法律方法还是在法学方法,＂先归纳后演绎、先经验后理论＂是其基本运行路向。     

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     

法学中的法律思维——评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作为较为晦涩的学术著作，理解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区别、教义学概念的含义以及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较为关键。同时，该书会引起读者对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法学的概念、法学的科学性以及法学的思维方式等进行深入反思。     

社会的法律

著者在该书《前言》中介绍说：“从专业划分角度来看，本书可以作为——既是广义的同时也是狭义的——法律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来读。本书整体是一种社会理论，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方面的社会学社团门派或者某些讲座用以命名的专门社会学。毫无疑问，法律在社会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因此必然会有一种社会理论来专门研究社会的法律。     

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对于法律的思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有涵摄模式、类型模式和反省模式三种思维模式。规范法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立法转向司法，与此相适应，必须关注法律人中具有独断性和终局性的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实现法律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法官对法律思维的建构。     

法律意识形态的释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视域

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法理学、法哲学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理论界对其的研究相对薄弱,表现在法律意识形态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研究不够深入,致使法律意识形态的分支学科地位尚未明确.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角下,对法律意识形态释义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进行全面展开,能够于法学和意识形态的交叉角度深化对该主题的认识.     

习惯成为法律的第三条路径——评王林敏《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

按照德国学者的总结，民间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大体上有三条路径：（1）“立法的选择”，就是通过立法者的立法行为而转变为普遍性的法律规范；（2）“立法的授权”，就是通过立法者指引某些作为“准法律”的习惯，由法律适用者在个案中加以具体阐释而转变为正式的法律规范；（3）“司法的选择”，就是通过法官、法院系统对某一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和适用而转变为法律规范。对第一条路径，国内学界大都比较了解。世界上优秀的立法作品，无一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本民族习惯加以整理和编纂的。对第二条路径，学界也并不陌生。立法者往往会以一般条款的方式对某些民间习惯加以框定，授权法官在个案中具体理解、解释和适用，如2004年《意大利民法典》便极具典型意义。据有些学者梳理，该法典中关于民间习惯的授权性规定多达60余条。     

法律修辞（学）与法律方法论

法律修辞学与传统法律方法论没有太紧密的关系,甚至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方法的法律方法论还排斥在法律应用中的修辞。但是自从非形式逻辑研究兴盛以来,法律修辞学的地位迅速攀升,并且促生了法律论证方法向纵深发展。在很多学人看来,法律论证的方法属于法律解释学的最新发展,是一种新的超越涵摄理论的解释方法。法律修辞学以及法律论证理论,迎合了能动司法的需求,使法律解释的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张扬。法律修辞对法治建设来说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叙说了他的正面作用。     

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

蓝色的欧罗巴文明，孕育出海洋法（即普通法）与大陆法这两颗镶嵌在欧洲版图上的璀灿明珠，它们是环肥燕瘦，各擅其美。本书作者正是为这一迷人的法律风景所吸引，以一个法律史学家独有之敏锐目光与深厚功底，带领大家透视美丽面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并采用比较与历史的研究方法，将笔锋游刃于英伦诸岛，美利坚与欧陆之间。故，本书虽小，却融会贯通了法律、历史、政治、民族、语言、宗教等学识，不失为欧洲法律史之微型画卷。——摘自该书封底之介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