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基本问题理论研究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已对刑罚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刑法学界才开始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普遍关注并展开全面的研究。就刑罚的概念与本质、刑罚权、刑罚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价值等问题，刑法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观点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同时仍存在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关于刑罚基本问题的研究讨论在丰富和深化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促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刑罚理念和刑罚观的转变。     

论刑罚的本质、功能、目的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

在词源学与法哲学的视域下，“本质”、“功能”与“目的”的概念各异，故刑罚理念视域下的刑罚本质、功能与目的的各自概念也并非一致。刑罚本质是指客观上带给犯罪人惩罚性痛苦的权利剥夺；刑罚功能即为国家制定、适用与执行刑罚对社会所直接产生的与预防犯罪相契合的积极的有利作用；刑罚目的即指预防犯罪。刑罚本质与刑罚功能都属于客观范畴内被认识的对象，刑罚目的则是观念性存在的主观愿望，属于主观范畴。但刑罚功能的顺利实现又离不开人的主观作用，且具有连接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的桥梁作用。     

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基础

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虽然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力是思想观念的进化，其中主要是犯罪学的发展以及人道和人权观念的勃兴，但是刑罚轻缓化变革的内在动因应该是经济的发展。经济越发达，刑罚越轻缓。     

探寻刑罚个别化的正当根据

刑罚个别化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犯罪人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客观根据之上的。秩序、人权、公正是刑罚个别化的法哲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事实基础即在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和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新出路

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或替代．非刑罚处罚措施具备了防治犯罪应有的功能，体现了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价值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满足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需求。我国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具体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方式。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方式规定不足，司法工作中存在轻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倾向，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应在对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美制度，在完善我国原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同时，增加其种类，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应有的功能，更好地惩治与预防犯罪。     

论刑罚效益原则的制度设计

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利益，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     

关于刑罚轻缓化之正当性的理论解读

刑罚轻缓化在理论上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可从刑罚的威慑理论、刑罚的效益理论、刑罚的功能理论以及刑罚的人道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刑罚权的流变

刑罚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刑罚权在其运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失和变异，当这种流失和变异突破了刑罚权本身所拥有的张力时，就会导致刑罚权的崩溃，从而导致刑罚目的不能实现。     

略论刑罚的效益原则

刑罚作为一种抑制犯罪的手段 ,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收益 ,但这种社会收益的取得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支出。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这对于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 ,重视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刑罚的效益 ,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 ,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     

缓刑法律性质新探

“决定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活动不属于刑罚裁量活动,因而缓刑制度不应包含在刑罚裁量制度中;缓刑不涉及刑罚执行问题,因而不属于刑罚执行方法。应当将缓刑归入刑罚消灭制度之中。     

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之批判及完善进路管见

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并适度预测本国犯罪现状以及社会治安状况，使刑罚的轻重衔接符合相对科学、合理的层级结构，并力求刑罚最大限度地实现行刑个别化，是建构刑罚体系应贯彻的基本理念。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存在总体上的重刑化、具体刑种设置不周延、过分倾向于追求个案的处理效果等不足，与世界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趋势不相一致。基于此，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宜从大幅削减死刑罪名入手，在完善刑种、改革有关刑法制度、改良行刑机制等方面进行突破。整个改革过程，须在一种积极、务实的态度下，统一规划，统筹兼顾，综合配套，敢于借鉴，勇于创新。     

刑罚轻缓化与中国刑罚制度改革

刑罚轻缓化趋势以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支撑,要求刑罚的设置要以轻缓为标准,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判刑时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优先使用较轻的刑罚,只有在较轻的刑罚不能够适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时,才可以选择较重的刑罚。反观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诸多制度还存在着背离刑罚轻缓化趋势的现象,对此,应当迎合刑罚轻缓化趋势通过制度重构予以矫正,这种重构应当从实体与程序角度,按照刑事一体化的要求进行。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时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超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论刑罚效益及其实现

刑罚效益是国家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的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刑罚效益受制于刑罚目的 ,确定刑罚效益必须以刑罚目的为依据 ,适用某种刑罚必须考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刑罚目的。刑罚效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 ,体现在刑罚的创制、刑罚的适用和刑罚的执行三个阶段之中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论我国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

[摘要]劳动犯罪与劳动相伴而生，刑法对劳动犯罪的规制是保障国家劳动管理体制正常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劳动犯罪的刑罚承担着实现刑法价值和劳动法价值的双重使命。我国现行《刑法》对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上仍存在侧重科处自由刑而轻视罚金刑、对单位劳动犯罪的罚金额度规定不明确、劳动领域渎职犯罪的处罚轻于其它劳动犯罪的处罚、劳动犯罪的资格刑处罚空位等不足，故应在坚持刑罚的相应性和比例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域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在劳动犯罪的刑罚轻缓化、罚金刑、资格刑、单位犯罪等方面完善刑罚配置。     

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基本问题

非刑罚处罚措施是刑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刑事责任实现的一种方式。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替代形式,非刑罚处罚措施不仅能与刑罚相协调,而且与轻微犯罪行为所要求的轻度刑事责任相匹配,最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刑罚配置所要求的经济性。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充分发挥其严密刑罚体系、恢复被害人法益等方面独特的作用,实现用刑谦抑、宽缓的要求。     

从功利刑罚观到现代刑罚观——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刑罚观的发展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下的刑罚观是功利刑罚观,即万能刑罚观、重刑刑罚观、惩罚刑罚观。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没有能力应对的情况下,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必由之路。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树立新的现代刑罚观,现代刑罚观是和谐刑罚观、理性刑罚观、人本刑罚观、公正刑罚观和效益刑罚观的有机统一。     

军事刑罚形式完善之试探讨

我国尚未制定独立的军事刑法典,军事犯罪与刑罚纳入普通刑法典,军事犯罪在刑罚适用上仍然遵循普通刑罚种类的规定和相关规则.军事犯罪有其特殊规律及处罚方法,为更好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军事刑罚的专门化,本文拟对军事刑罚种类的体系性地位及具体设置进行试探讨,以求完善目前立法体例下的军事刑罚形式.     

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理性回应

影响刑罚制度建构中的国情因素主要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失序、法治传统的缺失、民众朴素报应观与现代刑罚目的之冲突等,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回应和吸纳应以积极因素为限,止于消极因素,立足于刑罚目的,发挥刑罚功能,通过刑罚的合理配置和运用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和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我国刑罚制度的当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