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本书利用大量的徽州文书,深入探讨了以徽州为代表的明代乡村纠纷及秩序的形成过程和变迁实态,解析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宗族结合的展开及徽州特有的佃仆制等问题,复原了当时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秩序形成状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力作,日本权威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东洋学报》、《社会经济史研究》均有书评,在我国明清史学界也有广泛影响。     

清代黔东南苗族社会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以文斗寨解纷文书为研究对象

清代苗族解纷文书如诉状、判词、告示、乡规、契约等对于研究清代黔东南苗族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变,展现苗民真实的法律生活和司法图景具有重要价值。清代黔东南林业贸易的繁荣和＂流官＂体制的建立,促使苗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理师诵唱＂演变为＂请中理讲——禀（送）官究治＂,衍生出民间调解、官府审判、官民互动相结合的苗民独特的解纷模式。     

论清代地方社会治理的司法实现——以徐士林《守皖谳词》为中心

清代地方官员承担着管辖区域内社会治理的职责,其司法职权的行使以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为目标。考察清代名吏徐士林《守皖谳词》所载判词可知,地方司法官的司法裁判具有明显的社会治理侧重,发挥着修复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涤荡社会风气的作用;在传统社会多元治理机制之下,司法作为国家正式的、专门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整合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规范、治理手段的功能。清代地方司法在区域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及具体运作启示当下的社会治理应注重发挥司法的社会治理功能,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     

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以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中心

清代习惯法是以法律社会学视角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好例证。本文以学者们对清代习惯法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论研究为例,探讨法律社会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新路径,在清代法制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对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以商人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势力的产生是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国家既利用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特殊地位实施统治,注重吸收、改造、利用、动员、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服务于国家,又对各种可能危害统治阶级的社会势力实施控制、打击,这是我们常见的国家与社会势力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历代国家的盛衰,都与其能否处理好与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有关。秦汉社会势力因其身份构成的不同、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商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醉酒驾驶入罪与风险社会的秩序构建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入罪,在立法层面予以规范。醉酒驾驶入罪的立法理由与醉酒驾驶入罪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而立法理由体现出刑法的民生理念。在汽车时代、风险社会的当下,刑法经由醉酒驾驶入罪有力地回应了时代问题的挑战,完成了刑法规范对社会秩序重建的使命。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民间法的延续与转换——以民间法的秩序形成功能为切入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乡村地方性因素为主导的传统习俗化的法律秩序类型正在向城市普遍性因素为主导的理性化法律秩序类型转变。短短的几十年间,我们立法的速度和数量都是瞩目而惊人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似乎已经发现,无论我们制定了多少法律,也无论我们部门法的门类是多么齐全,而我们所期待的与之相应的良好秩序却始终未能建立。针对当前中国面对的这一治理难题,民间法对乡土社会秩序的形成有无裨益,新时期下我国民间法应实现怎样的延续和转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社会契约与群体事件的消解——以甘肃陇南事件为例

社会契约论内涵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的因素,虽然出于主观臆想,但它解决了现代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当前,群体事件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与政府之间协商机制的缺失。对于群体事件的解决及隐患的消除,契约论无疑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应增强权由法授、公民社会和尊重民意等契约理念。     

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以复仇为中心的研究

传统社会纠纷解决一直受到民间习俗和国家制度的影响.民间习俗和国家制度共同建构了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习惯的沿用、皇权的干预、空间的隔离等方式存在纠纷解决机制的维度中,对复仇案件处理与复仇文化的修成有着和合作用.同时传统社会解纷的核心观念是情理法的和谐,具有经权理论的特色,不仅重视国家稳定,同时也会适时调整、灵活变化.所以对复仇案件解决范式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当今社会纠纷解决的方式,有利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     

古罗马社会的女性、身体与政治——以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为中心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莎士比亚罗马历史剧《科里奥兰纳斯》有深刻影响。不过,普鲁塔克笔下以母亲和罗马好公民双重身份三次出现在“家”和“敌营”两个空间的伏伦妮娅形象略显单薄,止于一种笼统的静态之美,而莎士比亚笔下以女人、母亲、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三重身份六次显性在场、三次隐性在场的伏伦妮娅,展现出多维空间下的悖论之美,表现出一种理性、欲望、激情与活力交织下的女性动态之变与灵魂之美。莎士比亚从生活真实出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下通过对伏伦妮娅形象的重塑,反映女性在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他围绕女性—身体—政治这一脉络,通过对伏伦妮娅的隐性政治参与与其家庭教育方式之间关系的想象与构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家国同构的思想。     

论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现实冲突性——以“有法律却无秩序”为视角

国家立法是实现社会资源分配或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尽管人们渴望国家立法对社会资源实现正义分配,但是由于社会各群体对国家立法权拥有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国家立法对有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性,进而使法律的遵守失去正当性理由。当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时,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加剧与最终恶化就是对国家立法实体与程序的彻底颠覆,从而出现＂有法律却无秩序＂的政治法律学困境。     

香港法院如何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香港法院裁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践为中心

香港法院针对违反《基本法》的司法审查将不只限于审查立法或行政权力对公民及政治权利的限制,也包括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限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一直是香港司法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对回归后香港法院援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判决进行梳理,会发现香港法院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乏实例,包括将公约作为辅助解释基本法或辅助解释一般法律的的资料、将公约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更多时候,当事人提出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法院仅予以消极回应,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公约。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香港法院受制于自身的司法克己、《基本法》规范、香港普通法传统等因素。     

辛亥革命纪念报道研究——以建国以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对辛亥革命纪念报道的梳理,概括其还原历史本真、总结历史经验,弘扬辛亥精神、促进和平统一,整合各方力量、振兴中华民族的特点。张扬纪念报道的价值,一要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二要注重报道的数量、规格和效果;三要重视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结合。     

中国“社会反腐”的现状与展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社会反腐是指国家机关（在我国还包括执政党）以外的公民、组织等社会主体对预防、查处、根除腐败的参与。与传统的国家反腐败相比,社会反腐是一种“异体反腐”,可以很好地弥补国家反腐这种“自体反腐”的局限。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社会参与反腐败是公约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每一个缔约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河南省X县社区矫正中心为例

《社区矫正法》的施行对于彰显我国宽严相济、保障人权的刑事理念以及提升刑罚执行的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河南省X县社区矫正中心的实地调研中发现,权责失衡、管理不力、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走出社区矫正工作的困境,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完善社区矫正机构的权责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建立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水平;加强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增强工作实效。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纠纷与村落内部秩序的变迁——以坝村的家族关系为视角

村落纠纷的发生对村落内部秩序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坝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发现内部秩序的主体——家族——及其家族关系随之发生变化,附随着纠纷利益而相应发生分裂,关系及其伦理的位阶要低于利益的诉求,利益与地理空间契合,从而随纠纷一并形成地理上的共生利益集团。但由于伦理关系的本质无法质变,纠纷之后的秩序仍然要回复到原本的伦理秩序上,因此,时间和机会又拉回到纠纷前的自然状态。这便形成了关于他们的意义和集体的表象世界,展示的这种秩序我们称之为"钟摆型秩序"。     

法益侵害论与规范违反论的后传统社会回应——以Roxin与Jakobs的理论为样本分析

Roxin的具有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侵害说由于建立在启蒙契约论基础上,导致其虽然回应了后传统社会多元化表象,却无法回应后传统社会所关切的精神迷茫与对生存安全的焦虑.Jakobs意义上的规范理论,虽在形式上为后传统社会提供了契合其时代特征的规范同一性指引,但由于其理论的规范性循环缺陷,完全抛弃了对立法的批判性,这可能使其理...     

从“乡土性”到“结构混乱”——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讲,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于是“乡土性”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今天,距费老著《乡土中国》的时代已有六十余年,《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性”是否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乡村社会？一些以乡村秩序为主题的研究认为,即使在变化了历史条件下,《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乡土性”仍然清晰可辨;“乡土性”不仅可以作为韦伯意义上所使用的理想型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考察乡村社会法律与秩序的背景。∞然而,董磊明教授的近著《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清代法律规范佛教僧侣四波罗夷罪之案例研究——以《驳案汇编》和《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为例

佛教四波罗夷罪是性罪,有杀、盗、淫、妄四种,在佛教中意为断除僧侣的法命之罪,是佛戒中的第一重罪,危害极大。自唐以后历代法律大都对僧侣犯此四罪有成文的规定,也有僧侣犯此四种罪的相关案例。以清代的案例作为视角探讨法律对佛教僧侣犯四波罗夷罪之规范,厘清僧侣犯此四罪的常见情形,并以此论证佛教戒律与世俗法律在对四波罗夷犯罪进行规范的内在契合性。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