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民法取得时效制度的反思——与史浩明等主张建立这一制度的同志商榷

取得时效是一项发端于罗马法、并且在目前已为所有的西方国家与一些东欧国家的民法所普遍承袭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对于在民法中确立这一制度,却一向持否定态度。在总结我国三十余年民事立法经验基础上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取得时效,便是这一态度的直接体现。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不断有人提出关于应当在我国民法中也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主张,反映这一主张的论文时常见诸有关刊物,史浩明同志的《关于建立民法取得时效制度的再思考》(载《法治论丛》     

论中国民法的体系

民法的体系是指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各项民事法律制度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当今世界各国之民法体系，也难以简单地把哪一国的民法体系单纯地划分为只属于哪一法系，它们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混合体”。中国未来的民法体系应当包括：民事主体制度、民事客体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格权制度、侵权责任制度、亲属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国际私法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     

体外早期胚胎的物权保护规则

体外早期胚胎具有发育成人的全部基因，是特殊的物，在物格制度里拥有最高的物格。人工生殖产生的体外胚胎，由接受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妻享有胚胎的所有权，医学研究目的产生的，则由该医学研究机构享有所有权。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行使应当受“人类尊严”的限制，不得任意买卖体外早期胚胎。     

物与财产的嬗变——从古罗马所有权到德国物权

罗马法从物之形体出发，首创“有体物”与“无体物”，将物视为所有权客体。物的外延大于财产，物为财产的种概念。法国民法不仅将财产视为物的一部分，而且作为法律所调整的并且与人发生关系的权利或权利集合体。德国民法更是以“有体物”与“无体物”分别调整，形成近代民法史上物权与债权的二元结构体系，并成为大陆法系民法的典范。笔者认为，考察物与财产的变奏，对中国构建民法典中关于物与财产的体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再思考——从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说起

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确定是实现不当得利制度之机能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其主要表现在对不当得利制度机能的机械理解，没有从不当得利的类型化角度出发来细致的考察受益人不同主观状态下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甚至有忽略民法中自己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之嫌。鉴于此，文章试图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进行再追踪，以求针对这些不足之处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完善我国不当得利之立法有所裨益。     

计算机网络涉及到的几个法律问题

20世纪末的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电子数字技术、交换式数字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及电子数字传送系统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一、关于法律财产所有权表现形式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对“物”的占有是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基石。民法之“物”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而有所变化。在农业社会时代，人们对物之占有是实实在在的占有，唯有“占有”才意味着所有权的存在。那时交易的实质是物之交换。进入工业社会，货币经济发达，社会的发展要求流通的速度加快。“物”的概念…     

取得时效制度初探

所谓时效，在民法上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时间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制度。①民法时效制度分为两种，即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由于我国民法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因而使得该制度成为民法学领域最具争议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法——民法典的制订被列入立法日程的背景下探讨取得时效制度，不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取得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通过对长久形成的事实在法律上的确认，对原权利人民事权利的行使加以限制，…     

试析我国现行添附制度

添附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民法制度,它是物权变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当代社会定纷止争,确定产权归属的一项重要制度.借鉴和分析国外立法的经验,针对我国现有的添附制度,应当以确定物的归属、节约资源为价值取向,并且应当维护所有权的安全.     

物权制度价值论

物权制度价值论许建中物权制度作为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物权制度是对人们赖以生存之有限物资享有权的法律认可。其基本价值就在于对人们赖以生存之有限物资享有权在法律上给予肯定和确认，即通过所有权以确认物之归属，通过他物...     

我国传统典权制度的演变及其在未来民商立法中的改造

典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为近现代中国民法所规定，亦为不少注重法学本土资源的民法学者所乐道。关于典权之性质与存废问题，学界素有不同认识。对其性质，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特种物权三说；对其命运存废，有保留与废除两说。本文从典制的根据、特征与功用方面着意分析，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典制已失其基础，显向担保制度功能转变，故主张将传统物权法中的典权制度改造为典押担保这样一种新的担保制度，并在未来的民商立法中对之子债的担保中予以规定。     

无效法律行为之探讨——海峡两岸相关概念之比较

在民法上，“法律行为”向为建立法律关系之基础，亦为民法体系中之重要核心。中国大陆民法总则编建议稿有关“法律行为”之规定，亦为民法核心之一，且其规范之条文，系重要民法立法。而“法律行为”可谓已成为任何一种民法之基础。法律行为之存在，在某些情状下仍有可能衍生“无效”之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行为之无效，系指按照法律之一定条件，对于已成立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后，所得之否定性结论。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与现行制度，例如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或第二百四十七条之给付不能、第九百七十九条之1订婚赠与物之返还等，规范上明显冲突。该民法第113条为大陆民法所无，故有就海峡两岸相关概念加以比较之必要。     

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制度之完善——兼析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适用

罗马法已有了现代民法关于抛掷物与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致害侵权的最初萌芽，然而近现代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仅关注建筑物本身所致损害的责任。新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确立了抛掷物侵权中对受害人保护的一般规则。在正确理解与准确适用法条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制度，明确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据严格责任原则按份承担补偿责任，同时增列由物业管理人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     

表见代理的定性及构成要件表征

表见代理制度是民法上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我国《合同法》首次确定了该制度,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关于表见代理制度,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从表见代理行为的性质认定出发,基于对性质的认定,提出了表见代理的具体构成要件。     

浅谈罗马法的物权制度与我国物权理论的发展

罗马法把实体和客体之上的权利全都说为“物” ,故关于“物”的概念要在现代民法中“物”的概念内涵广。我国学术界对物权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未摆脱以《民法通则》中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物权研究框架。     

论取得时效制度构建及其意义

取得时效制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持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从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都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其价值在于保证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发挥物尽其用的功能，有利于证据收集和判断以及时解决纠纷，对完善民法制度也有重要意义。随着学界对取得时效制度讨论的逐渐深入和立法机关对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必将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内容完备的取得时效制度。     

关于不当得利财产返还范围的思考

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目的，受益人不当得利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颇有影响。实践中，关于财产返还范围的确定还有诸多争议。其中受益人在不当得利法上的获利返还、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责任、受益人损害扣除是争议的焦点。我国民法对此规定过于筒单，缺乏指导性。     

移植 改造 融合——论中国近代继受大陆民法的模式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法，近代，从清末制定《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制定《民国民律草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民法典》的正式颁布实施，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法制定的历史任务，为中国民法走向近、现代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民法制度的发展主要通过三种模式继受大陆民法制度：一是移植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二是借鉴大陆民法制度改造中国固有民法制度；三是将继受的大陆民法制度与中国固有民法传统进行融合。通过上述方式，大量吸纳了欧陆近代民法制度，将中国法律纳入近代民法传统。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 ,各国民法均做了规定。但对于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 ,各国立法不同。通过对三种不同立法体例的分析 ,认为为了维护交易安全、稳定交易秩序、稳定现有的经济关系 ,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赃物也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这不仅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 ,也符合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念。     

被担保债权实现方式的缺陷

物权法第176条中关于被担保债权实现方式不同,是采用了＂物保优先于人保＂的原则,从民法价值判断实体性论证规则角度分析,是在充分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民事活动采用＂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特定价值来规定的。     

试论在我国建立处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处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呈现为英美法上特有的制度，具有惩罚制裁功能，有悖于传统的民法理念，但鉴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形，在民事法中建立这一制度又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实际上建立这种制度在我国还存在着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