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2012年的刑诉立法中得到修改,此次修改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辅助性标准。通过理解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涵及要求,如何合理、熟悉地将这一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活动中更显示其至关重要性。同时,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司法实践活动实际情况的证明标准体系。     

论社会诚信的司法培育与养成规律

面对社会的失信弊习,反失信权利的提出对社会需求和守信养成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反失信权利的行使需要一个操作平台,即诉讼诚信体系。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诉讼诚信体系可以把当事人对诉讼失信的自卫转化为反失信的公权启动,实现对失信行为的对抗与反制,成为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有效子系统。本文通过对社会公平与司法体系的比较分析,力图寻找一条能动司法背景下,借助诉讼诚信优化社会环境、促进司法能力提升的新途径。     

谈诉讼语境中的行为规制——司法诚信

司法诚信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法官诚信是目前司法环境下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避免产生法律依赖危机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司法诚信的概念、构成的阐述，分析了我国目前司法不诚信的原因，并讨论了如何更好的构建司法诚信原则。     

浅谈诚信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的确立

现代行政法治的宗旨是通过对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三类行为的法律规制,使行政法律关系尽量处于平衡状态,因而在行政法体系的"三分"格局中确立诚信原则,成为构建我国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西方发达国家诚信原则"私法公法化"的过渡轨迹显示,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具有法制基础、政府建设、社会追求等方面提供的可能。我国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确立,可从行政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采用立法规定和制度完善两种方式渐进完成。     

浅谈和谐社会之司法诚信

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必然离不开司法诚信的构建,传统意义上的司法诚信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但仅仅是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并不足以解释司法诚信的涵义.本文从司法诚信的范畴、构建司法诚信的必要性、当前我国司法诚信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董事问责的诚信路径

董事经营决策的尊重审查模式契合了适应性效率的要求,有利于鼓励董事进行尝试性试验。但是,在商事判断规则作用下,董事问责需原告负担严苛的举证责任,董事决策审查形式化以及注意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注意义务几乎被掏空,介于重大过失与恶意之间的董事失信情形往往逃脱法律责任。诚信路径不仅是问责空隙的填补机制,也是克服股东与董事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董事问责的司法实践催生了诚信路径,诚信概念亦因创造性转化而获得新生,其行为标准日益明晰,司法审查可操作性增强。我国可通过《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界定诚信的行为标准,将故意让公司违法、不坦诚告知、滥用职权和严重失职纳入其涵摄范围,从而引入诚信问责路径。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考虑之要素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利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基本准则，是刑事诉讼证据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更是每一个司法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研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完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类型化适用

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有具体规范仍向一般条款逃逸、仅作为加强判决说服力的工具、未对不同类型的诚信原则加以合理区分适用等。根据诚信原则具体功能的不同,可将我国民法诚信原则分为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与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实质上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三种诚信原则在实质内涵、适用前提、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司法适用中须作出区分对待。首先,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仅可适用于“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其次,在“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应当先判断是否违背要求更高的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再判断是否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后,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仅能适用于特定情形,并以违反个案“公平正义”为核心判断标准,须结合严格的论证方法方可适用。结合既有司法实践,在“三分法”的类型化标准下妥切援引具体规则,在不存在具体规则时再经充分论证后援引一般条款,但应当始终贯彻类型化适用的方法论。     

依法行政 诚信履职——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司法局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纪实

正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资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复杂的社会问题,"诚信的缺失"成为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执法不公"的现象,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安定。党的十八大提出"司法公信",人们必须站在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社会诚信的重要意义,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动。诚信作为道德之本,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对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无论是作为一种构建的力量,还是作为一种观察和评价的视角,司法行政     

司法诚信的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司法诚信是指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通过自身诚信的司法活动达成的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为公众认可、相信的状态。司法诚信问题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司法状况与公众司法需求的差距问题。司法诚信问题的成因既有司法主体、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等司法活动各内在影响因素方面的问题,也有社会公众、社会发展变化等各外在影响因素方面的问题。着眼于制约司法诚信实现的各影响因素,分析、梳理我国司法诚信问题的状况、成因,并探索解决对策有利于切实提升我国的司法诚信水平。     

论诚信作为商事外观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

我国现行商事立法在外观信赖利益保护的有关规定中直接适用善意第三人制度,用善意作为判断外观合理信赖的标准。“善意”一词无法准确表达外观信赖的客观要素,既导致法官在践行外观主义过程中的认识混乱,也造成了对善意制度本身适用标准的模糊不清。商事外观合理信赖更多表现为一种客观诚信,其与善意在制度追求的价值及构成要件方面均存在差异。基于从善意到诚信的结构性历史发展,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逐渐统一于诚信制度。在我国商事立法中关于外观信赖利益保护的规定以及相应司法实践中,应以“诚信”取代“善意”作为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实现诚信制度在民商事领域的体系贯通。诚信的外观信赖之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信赖源于客观存在的外观事实;信赖之人基于外观信赖进行了投资、交易等法律行为;以及信赖之人不知该外观事实为虚假。     

中国司法能动性逻辑假设的破解：法官之诚信诉讼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是建立在法官之诚信诉讼的逻辑假设之上。或许由于学者观察实践活动的区位局限，虽有诚信诉讼之论，但是学界尚未展开过法官之诚信诉讼命题的考察与讨论。滥觞于20世纪末的中国司法能动性不仅是法治的应然，还是法治的实然。法官诚信诉讼的回归破解了中国司法能动性的逻辑假设。同时，作为法官司法能动性重要逻辑前提的诚信诉讼之理论和实践证明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探寻司法公信力提升之路——从文化软实力角度寻求

诚信滑坡的现象已逐步蔓延到司法领域。在司法公信力提升路径探寻中,从传统诚信文化中寻求资源、从本土特色文化中寻求结合,从中西方诚信的比较中寻求借鉴,从征信体系的完善中寻求切实举措,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以诚信建设作为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WTO与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WTO的规则与原则体系至少在五个方面将突破我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与制度：对行政终局性决定行为的司法审查;对部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对司法审查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对当事人的权利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涉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复杂性的增加。为与 WTO的规定相协调,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司法审查特别法;在相关法律中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及完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相关制度等方式解决。     

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地位及判断标准——以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重构为前提

期待可能性理论,只有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必要的重新构建的前提下,才能最终融入我国的理论并被实践所具体应用。本文通过运用我国现有犯罪构成结构对起源案例的分析,得出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结构无法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结论。同时认为,犯罪构成体系的重构,应当区分立法层面的犯罪构成和司法层面的犯罪构成。在立法层面下的犯罪成立体系中,期待可能性应作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而存在,在司法层面上,该内容除具有立法层面的内涵之外,同时应具有阻却、减轻超法规事由的地位。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在不同的结构体系中应具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即在立法的层面上应采国家标准说和平均人标准说的双标准说;而在司法的层面上应采同等能力标准说与行为人标准说为宜。     

“信誉如天”全国首部公共信用信息地方法规出台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从银行信贷起步。逐步发展到商务诚信、行业诚信、社会诚信、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一个缺失诚信、不守信诺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诚信从将道德范畴逐渐发展到法律范畴之中。法律的干预应该在诚信建设中发挥作用。基于诚信订立契约。是各种市场行为的基础。市场经济本就是一种信用经济，诚信不仅是社会责任，更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必然选择。     

论附随义务违反之法律责任及其可诉性

社会发展迅速,债的具体情况越来越复杂。依诚信原则所产生的附随义务,保障交易安全和提高效率,帮助合同目的的实现。但是,附随义务在我国理论学界的研究并不充分,我国的相关制度也还没有完善。在司法实践中,附随义务的可诉性以及其责任的承担都尚未有一个标准,大部分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实践中并没有统一裁判原则。故本文从分析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入手,分别讨论不同情况下附随义务的可诉性以及法律责任,不同阶段的附随义务由于其地位功能不同,可诉性也应具体情况而不同,本文具体一一做了相关的探讨。同时,结合司法实践和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些对我国附随义务法律制度构建的意见,例如统一附随义务的概念和归责原则,自由裁量与抽象标准相结合,将判例引入司法实践中等。     

评价机理：司法鉴定机构诚信档案制度价值及其建构

诚信在司法鉴定领域有其内涵和外延，应在考察中西方文化语境下司法鉴定诚信观的基础上，确定诚信对鉴定活动的要求，明确诚信档案作为鉴定诚信的重要记录载体所包含的内容。司法鉴定机构诚信档案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在于，作为科学行为的鉴定活动评价有其特殊性，鉴定活动的司法认知属性的要求，控制司法鉴定机构的合规性风险的要求，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规范司法鉴定秩序的要求。通过构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诚信档案制度，可以加强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对诚信档案的管理方式，强化诚信档案工作对司法鉴定活动监督的有效性，完善诚信档案的评查流程和考察因素，并注重评查结果的运用。     

论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的诚信构建

检察机关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广泛运用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作为侦查谋略和手段的这一刑事政策在惩治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由于侦查过程中的不诚信,直接影响了检察诚信,冲击了社会诚信体系.这种不诚信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检察诚信原则应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一项司法原则.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的内涵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主权时,不论是控方还是辨方的律师在行使自身代理权时,都离不开证明标准.本文在对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构建科学化的刑事诉讼证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