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论坛的法治表达》专题报道之三 法治是行政权运行的“润滑剂”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政、一块是治，“政”构成政权，“治”构成治权，政权是解决国家权力归属的问题，治权是解决国家权力的运行问题。 目前我国正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现代化，而且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政府是国家治理中涉及面最广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     

电子政府与政府治理范式创新

电子政府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政府治理范式,改变着行政组织结构、 行政业务流程、行政权力结构。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特点在于:无缝隙的政府治理、以公众为中 心的政府治理、交互性的政府过程、“一站式”政府服务。建构电子政府的治理范式必须从国家统治向政府 治理转变、创新公共服务程序、建构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系统。     

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中间地带——日本福利改革中的权力与智慧博弈

80年代发生的日本福利危机与治理改革是一场围绕福利应由谁负责、怎么负责的问题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居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居民与业者等之间开展的权力和智慧的博弈。它的主角是以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官僚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和关心民生权利、强调市民参与的一般国民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福利改革是他们之间力量和智慧的较量场。     

治理:社会管理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治理是指对传统官僚统治和精英政治的超越,强调多方力量合作共治。治理是社会管理的理念创新:以一套涵盖政府与非政府力量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重建管理过程和网络,实现社会团结。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权力运作协商化。     

“互联网+”政府治理中政府公信力重塑

一、“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正逐渐地改变着政府治理的方式,“互联网+”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传统的社会机构尤其是权力结构主要呈金字塔型,政府权力机构能够通过科层体制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但信息受层级的限制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不对称.     

论强化政府责任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社会的不成熟,它不得不把管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政府,由政府代表社会来实行管理和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逐渐弱化,服务职能日益突现,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服务职能更加强化。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但不管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作为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管理者和服务者,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其…     

走上国民国家道路的中国

“救亡与民主”这一政治主题贯穿着整个中国的近代社会,由此形成起来的“中华民族主义(即救亡救国)不断地为中国人追求政治主权的运动提供力量。追求“救亡与民主”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这一国际秩序中寻找自身地位,并进而塑造中国的“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道路。“国民国家”指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它的核心包括主权、领土、国民三个内容。其表现形式也具有三个要素;(一)对内有效的政治统治;(二)可以确定的与邻邦的边界;(三)同其他“国民国家”保持着持续的交流关系。人们通常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     

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中间地带——日本福利改革中的权力与智慧博弈

80年代发生的日本福利危机与治理改革是一场围绕福利应由谁负责、怎么负责的问题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居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居民与业者等之间开展的权力和智慧的博弈。它的主角是以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官僚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和关心民生权利、强调市民参与的一般国民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福利改革是他们之间力量和智慧的较量场。     

基层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逻辑：基于委托代理的理论视角

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历史特殊性、情境复杂性和经验多元性，其历史演变逻辑表现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第三领域”、集权简约治理与内生经纪型的治理逻辑，集体化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总体性支配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治理逻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党建引领与耦合互动的治理逻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行政吸纳—依附式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嵌入式委托代理关系、多层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多层次—情境嵌入性委托代理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委托代理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困境。     

西汉时期政权与治权的分立统一

政治 ,简单地说 ,就是政权与治权的结合 ,它是一个政府的特质。政府的政权和治权使它区别于人类社会最初的自然状态。边沁曾说 :“它(社会或社会的状态)与政府或政府的状态是同义词 ,与自然状态相反。在这种意义上 ,可称为政治社会。”可见 ,有了政权与治权 ,政府才开始具有管理人民和维护秩序的权力。权力是把双刃剑 ,在绝对专制的皇权统治中 ,它常常扮演屠戮民主和扼制自由的角色。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可谓一语道破要害。阿克顿曾预言 :“围绕着集权还是限权和…     

依法治国与行政法治观念——朱维究教授访谈

在北京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本刊特约记者从宪法和行政法的角度专访了我国著名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朱维究教授。什么是“依法治国”?朱教授认为,在中国,人民是法治最高的主体,“依法治国”中的“国”是客体,即治理的对象,其中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可以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尤其应避免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以法治     

中国古代民主思想探索

“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希腊语是“德莫特”和“克拉西”，本意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英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即源于此，我国译为“民主”。民主自产生以来，即指国家制度，这是其最本质的含义。民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调整其内部冲突和矛盾，以便有效地实...     

论权力寻租及其防治

权力寻租源于寻租活动，它是在权力对资源扭曲性配置前提下的一种权力行为的买卖活动。要遏制这一“活动”，本文提出应采取权力制衡、资源配置市场化、增强决策透明度等措施。（一）“权力”，英文“power”，是个专用名词，往往同职权、官位联在一起。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国家，其权力产生的方式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从人民中产生，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各权力的执掌者是人民所赋予权力的委托代理者。这一委托代理者，我们通称为官员。人们知道，官员是执行民意，并由民众委托执行民众赋予的权力的人。在民众与官员之间…     

“无代表，不算法”：算法统治的政治代表性问题

算法统治（algocracy）是公共部门利用算法技术创造的一种新型统治秩序和治理形态。政务算法化正席卷各类政体,不断放大国家的规制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和分配性权力,重塑权利与权力、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当前,算法统治在算法输入、运算和输出环节存在授权、问责、回应方面的实质性代表性问题,造成公民声音的不在场性和公民权益的损失风险。同时,算法统治倾向于不断沉积、固化、强化乃至结构化特定群体的弱势地位,排斥少数群体的平等出场和权益实现。建构“算法代表性”有助于约束“算法利维坦”的权力边界和运行方式,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算法权益,提升算法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拓展新技术环境下的代表理论。     

国有企业经营者权力越轨运行问题探析

我们对不同行业的七百多家国有企业的权力运行状况作了一次广泛调查，重点剖析了其中部分企业经营者权力越轨行为。主要表现有：渔利行为，以公权渔私利；专机行为，将企业法人的权力当成个人的权力；享乐行为；读职行为；猎官行为。造成国有企业经营者权力越轨运行的原因，我们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产权主体虚置。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居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但由于“全民”只是一个集合概念，国家又只能将众多的企业委托给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代管，加之政府及其部门的代表是“行政人”而非“经济人”，他们对法律所有权主…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国家在场与乡村社会：清代碑刻所载湘黔边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北大核心

中央王朝对湘黔边区的管理，先后实行过羁縻政策、土司管理、卫所统治以及府衙管辖，在国家加强统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逐渐深入这一地区，并逐渐起到主导作用。而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当地苗族侗族的传统社会“款约”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处理当地社会矛盾时，通过合款的方式，将国家法律条文以款约的形式勒碑记录，既是国家权力在湘黔边区逐渐深入的明证，也是地方治理的智慧体现，还是当地各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实证。道光二十年黄岗村“夫役之争”碑和道光十八年高吊“万世不朽”碑，就是其中的代表。     

社会主义民主与民族区域自治

一、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民主,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其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力,即由人民直接或通过分区选出的代表来治理、统治国家。即是说,民主并不是超阶级的,它只是一定阶级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     

收入差距扩大根子在政府和国企吗？

一些人认为，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上升，挤占了居民收入。垄断国企的高工资又导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应地，这些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权力。这些观点的理论表现是“国富民穷论”。笔者并不否认政府收入增幅超过居民收入增幅、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国企内部工资差距扩大的事实。笔者要反驳的是那种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并提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权力的“国富民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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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的由来《新民周刊》：作为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GNH(国民幸福总值)，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和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由此，“幸福指数”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