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经验与问题——对北京市朝阳区刑事和解现状的调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刑事和解的实践.五年来,该院在限定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条件、规范适用程序、尊重双方意愿、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同时还面临着检察官角色难定位、被害人承诺效力不明确、预防犯罪效果不确定、适用标准难统一、社会公平受质疑、考评机制待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积极探索,稳步推进,不断培育和完善刑事和解这一崭新的刑事司法模式.     

浅议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工作

新刑诉法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刑事和解制度的推行中,要进一步细化检察环节刑事和解的机制设计,增强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和解理念,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偏离罪刑法定原则,努力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刑事和解程序探析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刑事和解在我国已广泛进入探索实施阶段，但各地在刑事和解适用过程中，程序极不统一、规范，存在各自为政、良莠不齐等诸多问题，影响了刑事和解的良好效果，也不利于这一制度的长远发展。对此，应通过建立机制、制定制度等予以完善，特别是要从程序上予以规范，以科学严谨的程序推进刑事和解顺利实施。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立法化

我国刑事和解立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为便于司法机关统一适用刑事和解.防止刑事和解的随意性,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的适当位置分别就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则和实体处理进行规定.     

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以某基层检察院的和解不起诉为切入点

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     

刑事和解的价值与局限

目前,有关刑事和解的争论愈演愈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成者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公正、效率的法律价值,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反对者则认为,刑事和解事实上放纵了犯罪,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实施,系为富人量身定做的政策.……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大环境下,刑事和解制度也逐渐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刑事和解体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主体地位的尊重,寻求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利益价值最大化,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但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需要完善.     

我国刑事和解机制重构探究

本文介绍了刑事和解机制的特点,分析了我国刑事和解机制的现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加强司法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的培养、明确刑事和解机制的法律地位、完善刑事和解机制的标准范围、推进配套法律制度的制定、赋予受害人诉讼决定权、确定和解人的法律地位六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和解机制的基本途径,希望为相关工作有所裨益。     

刑事和解现状之调查

一、刑事和解的总体情况 从总体上看,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有违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之嫌,各地在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上差异非常大,造成了我国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和不平等,因此,从立法上为刑事和解提供一个明确而充足的依据是当务之急.     

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功能与模式研究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作出了一些尝试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刑事和解标准,在刑事和解的实务中存在不少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将从检察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视角对刑事和解的功能、适用条件、范围及程序等规范化模式进行探讨。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