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苏南精神看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探索

新苏南精神是和谐发展的共同体主义,其底蕴伦理包括对发展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的高度认同;新苏南精神包括的五大"共识"——崇尚发展、敢于创新和率先、开放包容、共同体价值、山水与共的环境,构成了苏南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核心价值。新苏南精神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更为马克思主义区域化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而马克思主义区域化探索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当代议程。     

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

“体知”（embodiment cognition）,即“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它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借助意识、借助思维的“识知”或“思知”,其乃为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一种深入的考查将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体知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在于这种身体之知以一种“思在合一”的方式,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一种不无独特的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之中。正是这种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两性交感以及以生为道的身体,而且同时也使其身体之知具有直觉性之知、关系性之知以及践履性之知这三个极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因此,由于以本体身体及其生命逻辑为深刻依据并作为其忠实体现,这使中国古代的体知并非流于一种非理性、神秘化的“原始思维”,而是不失为理论上不无自洽、不无成熟的人类又一自成一体的知识论体系。正如该体知思想曾根深蒂固地支持着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明的过去那样,我们相信,在人类业已对唯科学主义深入反思的后现代的今天,它也将以其鲜明的根身性、具身化的特点,并作为对唯识主义的“以身为殉”价值取向的纠偏和批判,与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知识论思想合流,而为人类新的文明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质疑

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因为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的是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存在中国化问题.只适用于中国实际的哲学不成其为哲学,用民族形式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谈不上中国化,那种用传统哲学精华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论毛泽东哲学中的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民本主义是其主要内容。传统爱国主义于毛泽东哲学,体现在为求民族独立解放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价值指向,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是对传统哲学经世致用"求实之学"的新解,对传统伦理化认识论"知行之辩"的改造。传统理想主义于毛泽东哲学,表现为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理想相联系,从价值哲学层面,表达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憧憬和豪情。传统道德主义于毛泽东哲学,体现为将马克思主义道德标准与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理论相融合,从道德哲学层面,对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教育、修养、实践等理论的系统阐释。传统民本主义于毛泽东哲学,体现为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主权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从政治哲学层面,对共产党的理论宗旨、路线策略、执政理念、主体动力、群众路线等理论的全面论述。这种传统虽然存在缺憾,但创造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精神”的精神:现实性理念与实现的伦理——论黑格尔伦理学的两个实践哲学面向

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否以及如何"有一种伦理学"?问题引出了一个遗留课题,即如何在黑格尔思辨哲学面向中拯救精神。可通过两个命题引出黑格尔伦理学的实践哲学面向并对问题进行回应:第一,精神是现实性的理念;第二,精神是实现的伦理。前者由精神与理念的互释表明,"精神"的根本精神或本质就是现实性的理念,它构成了理解黑格尔伦理学的实践哲学面向的出发点。后者将伦理标准奠基于精神的自我实现,是理解黑格尔伦理学的实践哲学面向的归结点。黑格尔伦理学的实践哲学面向通过三幅一再重现的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伦理的图画获得了阐明。《精神现象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分别通过意识、概念、法权三种形态的展开,复现了其中的伦理主题,即"实现的伦理"。精神的思辨方面与其隐蔽的实践哲学面向密不可分。由之,可辨识黑格尔哲学中精神概念的一个重大功能,即透过其隐蔽的实践哲学面向改造伦理学。必须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出发,从精神作为其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奠基性范畴着眼,探究其中"活"的实践哲学面向。     

时代精神、生态哲学与生态智慧

党的"十八大"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一个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的大时代,还只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对此,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新时代看作一个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的大时代,则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将是绿色发展,而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黑色发展"。新时代必有其新精神。工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以现代性哲学为其精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则将以生态哲学为其精华。生态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生机论的自然观、谦逊理性主义的知识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自然主义的价值论和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哲学是指引人们培养生态智慧的基本指南。生态智慧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做永久性好事的德性和能力,是伦理的、灵感性的实践能力。熟读生态哲学未必有生态智慧,但不懂生态哲学必然没有生态智慧。生态哲学将通过指引人们追求生态智慧而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伦理本位与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学之价值取向

春秋时代和希腊时代分别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两个时代基本奠定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主题.这个时代中、西方的思想家对人类政治世界的思考方式不同,这究竟是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还是必然结果还有待探讨.与中国相比,西方的政治哲学更具理性精神,而中国的政治哲学则具有强烈的伦理特征.它更多关注人世的事情.本文论述了这二者的特征,重点论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政治哲学在遇到西方充满理性精神的政治哲学的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主动接纳意愿和强烈的求变心态,分析了这种回应失误的地方,阐述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普适价值观念应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关照中国的现实.     

“道术统一”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终极真理"的意思。所谓"术",引申义为"技术"。追求"道术统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种基本精神,加强中国哲学研究,也应坚持道术统一"的思路和境界,立足全球背景,以真实生活为立场和旨归,创建"大哲学"。     

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自治主义

生态自治主义是一种以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为基础的、或者说具有明确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倾向的社会政治理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生态基要主义或生态原教旨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它的政治与政策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与现实世界根本对立或不可调和的性质。但也正是在上述双重意义上,生态自治主义构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激进主义生态文化理论,因为它不仅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或文明的一种彻底批判或意义解构,还是对未来绿色社会或"好社会"的一种大胆的"乌托邦"式想象。     

和谐伦理作为一种承认理论的四个论纲

"现代性道德分化"与"伦理对立面和解",是我们今天在面临一系列的二元冲突的世界处境时建构"和谐伦理"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和谐伦理作为一种承认理论的基本要义是:(1)与"道德主观性"相关联的"主体自由"受个体化原理支配;(2)与"伦理承认方式"相关联的"社群认同"受总体化原理支配.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自由"与"认同"的道德哲学论辩,是我们今天思考和谐伦理作为一种承认理论最为直接的学术支援.这两种类型的伦理方式在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和谐伦理"建构中有自己的范围和各自的语境,它们构成了一种彼此开放且相互依存的辩证联系.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从先秦家庭道德观念看社会正义——以“孝”与“敬”为例

在谈及家庭道德时,现代人往往把"孝"和"敬"看作同等的道德观念而笼统称之为"孝敬"。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孝"与"敬"处在不同的伦理梯次上,它们不仅在哲学意涵上存在着转承递进关系,而且本身也都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而包含对私人领域家庭伦理的突破与超越。这种突破与超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合理界限的自觉固守,也揭示了公法与私情之间的内在紧张。     

法官裁判的“法感觉”

法官裁判案件要受到"法感觉"这一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直觉,"法感觉"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待决案件的审判结果。在迥异的两种审判模式之下,"法感觉"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法感觉"对法条主义审判的意义主要在于迅速准确地处理案件,节省时间和俭省信息处理费用;"法感觉"对后果主义审判的意义则在于帮助预测裁判的社会效果;另外"法感觉"对以整体性法律原则为依据的审判也适用。     

道家伦理的精神哲学意义

道家从文明的开端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建构,是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伦理精神最重要的原色之一。道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道家为中国伦理提供本体论基础,弥补了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本体缺失的不足;道家的隐世避世为入世的伦理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使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基地的建构成为可能;道家在儒家的人伦原理之外提供了一套扬弃人生和人伦矛盾的人生智慧。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人格构造中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道家伦理在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中终不能成为主流和正宗。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日新其德：中国古典美学的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的创新意识产生得很早，在秦汉典籍之中就可以见到大量的文字记载。千古以来，这种创新意识在政治、人生、哲学、伦理、文学等人文层面展开，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积、凝结为一种基本的人文意识。中国古代的创新意识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它昭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特质；永在追求、永怀希望的理想色彩。     

“推究情实,断之以法”:宋代士大夫法律品格解读——兼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说之误

在宋代民间诉讼风潮以及法律庞杂化、理性化、近世化的时代变迁下,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争诵律令"的习法风尚;树立了"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的司法公正理念;践行了"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以及"金科玉条,凛不可越"的依法审断精神。实际上,即使在涉及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家产讼案中,情理亦难以颠覆法律。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上述法律品格彰显了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性、确定性的真实面相;昭示了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律哲理,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司法的近世化转型,乃至匡谬学界所谓古代"伦理司法"旧说,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当代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亦不乏历史的启迪与自信。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相隐”原则

"同居相为隐"是古代刑法原则,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过程与传统文化基础.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宗法制度是相共生的.因此,"同居相为隐"这一古代刑法原则的形成与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根本精神的比照可以明了"同居相为隐"原则的内涵.对该原则的历史责难介入了"伦理与法律的冲突"这样一个传统的命题,最终的意旨在于通过考察传统亲伦精神,能够对我们现代的立法精神、价值趋向有所启发.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权威主义与人文主义

中国政治思想中权威主义以祖先崇拜、圣人崇拜为主要特征,其目的就是要圣化专制王权的统治者,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人文主义则是着眼于民众,其目的是臣化民众,造就一种依附性的人格,一种封建统治下的顺民。     

古代中国的"无形政府"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很低,现实的政治运作大多依靠一些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和潜在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它们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无形政府"。在中央政府层级表现为君主身边的近臣和宦官,在地方政府层级表现为地方士绅和幕僚、书吏。无形政府的产生,主要源于古代中国道德化政治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士族制度和科举制度构成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其传统余风所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也构成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