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逻辑看后工业文明的服务型行政

在控制逻辑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是一对矛盾。在步入后工业文明的关口,控制逻辑的消极性凸显。控制逻辑本质上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冲突的,它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导致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高度僵化和低效,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服务型行政是对控制逻辑反思的结果。在步入后工业社会过程中,治理矛盾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治理环境的开放性、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日益增强的共同体属性、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等召唤治理模式的革命。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行政中,政府以有效的社会服务为核心目标,政府扮演引导者角色,呈现出治理角色更加模糊、治理内容更为随机、治理方式更为灵活的特征。     

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理论与过程双重逻辑。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天然地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种逻辑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     

“城市大脑”: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及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提出,大数据作为一项新生驱动力,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革。而"城市大脑"作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方案,探索了一条利用数据创新驱动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城市大脑"方案,结合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方法论与实践,试图论证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同时,考虑了数据安全、数据管理员责任、信息孤岛与数字鸿沟等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内生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大数据视角下看政府数据开放

从1958年中国第一台半导体大型计算机103机的诞生,到1994年4月20日中科院发出了第一份电子邮件,到现在我们如火如荼地在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计算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现在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应用和今年两会期间"互联网+"战略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一种技术的变革,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这种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变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国家电子政务的阶段性升级,如何利用大数据更好地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尤其是数据开放成为各国政府必须要破解的重要命题。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联结场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起点与基石。治理单元创生设置、转换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先后历经全能型单位式单元、辖区型街居式单元、双属性社区式单元、次社区式单元等不同阶段。依托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转向具有"结构"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其在与宏大制度环境、政治变量序列、治理观念等动因的互构中,存续路径依赖的惯性,并在"关键节点"上产生制度断裂以实现基层治理单元的创生。因此,全程把握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历史脉络、剖析单元衍生转换的逻辑动因,对于合理设置治理单元、探索多元化单元形式,继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

大数据带来了数据与信息处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有助于公共安全治理者风险认知能力的提升。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大数据收益与成本、保障安全与诱发风险、信息开放与隐私保护以及技术发展与管理滞后之间的矛盾。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应走向“智慧治理”模式,它强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的广泛性应用,借以提升国家与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务时的治理能力。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探析

大数据是信息革命的新成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催生了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新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继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的运行方式,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促使社会组织模式及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改变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引发政府治理的变革和创新。在互联网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远远超越了技术层次,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属性,对领导方式、决策模式、政府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冲击与挑战。某种意义上,大数据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源流、特征及趋向

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呈现了技术决定论的历史演进与局限超越,聚焦技术对社会的塑造和技术对治理的建构,经历了社会修正、改进和发展的过程.从技术决定论、专家治国论到技术赋能和支撑社会发展,人类以技术逻辑建构社会逻辑,产生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思辨和实践."互联网+"和"区块链+"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当代呈现形式,体现出算法确定的边界逻辑、数据构建的场景逻辑和多元呈现的风险逻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2.0版,"区块链+"实现了从私人生活连接、经济发展连接到政治活动有效连接的时代转向,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性"模式创新.面向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要兼顾好科技和人文的辩证关系,以智慧治理统合价值理念,聚焦打造有温度的社会治理体系.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开启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推进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使得相应社会治理遭遇困境.积极应对老龄社会...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大数据视角下的智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所处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智能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智慧政府"的建设提供新的技术和思维方式,对推进社会治理与政府职能转型,提升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带来了机遇.因此,研究智慧政府建设应成为政府应对社会改革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并把其作为创新治理能力的手段大力发展.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

基于技术手段应用于疫情治理的成功实践,探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技术路径,采用“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关注我国疫情治理中制度如何吸纳技术应用于治理实践以及技术嵌入对于制度变革和治理效果的影响。制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推动疫情治理：一方面,党政机构通过吸纳先进技术工具以完善疫情治理程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领导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等转化为疫情治理的实际效能。另一方面,在人民至上的制度价值引导下,技术发明、运行、应用的逻辑及其内在的规范性、程序性要求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有效嵌合,推进民主制度优势和文化制度优势转化为疫情治理的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全民抗疫动员,最终形成了制度与技术的良性互动,由此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强化制度优势。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提出坚持技术创新与治理变革,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变革;完善制度法规,加强技术治理风险防范等对策建议。     

国家治理的现代理念及体系构建

体制转轨、经济转型使社会治理面临的对象和环境具有新的特征。传统治理模式和方法显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会治理的自身发展也呼唤一场"否定之否定"或者说"建构式"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改进。在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下,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把治理体系划归为治理对象,导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主体错位而成为制约社会治理创新的桎梏。如何以治理创新为切入点,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互动交叉服务的基本趋势,化解政府治理绩效认同危机,以及从新的视角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现实的国家治理特征,在预测未来理念的基础上,从长远战略与具体对策的角度,探索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经纬网式的治理体系。     

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移:历史逻辑、辩证关系与实施路径

在社会结构变迁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必须超越简单向基层"放权、放人、放资源",甚至是简单扩充基层政权人员编制和队伍的传统路径,而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弥补基层治理框架失衡、条块管理缝隙增大和基层共同体缺失三大课题,顶层设计和科学处理重心下移与层级分工、属地管理与专业管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制度变迁与技术发展四大辩证关系,通过体制、机制、队伍和技术的变革,实现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治理乃至城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逻辑、表征与建构: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的治理场域

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是工会构建劳动关系治理场域一次重要尝试,更是工会"强三性去四化"的重大举措。工会以走向整体性治理的工会的逻辑,以"强三性去四化"为逻辑起点,用改革作为动力,系统提升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这种治理逻辑主要通过政策性、组织化、机制性表征呈现出来,构成了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图景。新时代,工会在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中应注重建设协同高效伙伴式治理关系,在竞争合作中互为嵌入强化政治引领,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关系领域协同精准治理的工会。     

“差序格局”视角下的权力腐败路径——基于广东36个受贿个案的实证研究

"差序格局"下的腐败现象并非逐层推进,而是有着明显的界限与范围。人情、社会交换与制度等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都是就腐败交往的特定对象与反腐制度而言的,而针对腐败交往的对象,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即熟人、半熟人、陌生人。在腐败现象中,权力主体根据距离圈子中心的远近有着不同的发生逻辑,自中心向外扩散,从人情逻辑发展为市场逻辑,前者遵循"办事—收钱"逻辑,后者多为"收钱—办事"逻辑。随着传统社会形态的变化,两种逻辑的互构性特征越趋明显,而不同的腐败路径也需要相应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