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生态人”人性预设之否定——基于西方法律人性预设演进的视角

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注意区分法律的人性预设与伦理道德的人性要求,二是必须基于对现实客观的人性标准的认识。作为法律的环境法的人性预设既应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和“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又必须准确把握现实人的人性标准。以这样的基本要求为工具审视环境法理论界的“生态人”理论,就能看出学者们共同采用了“应然模式”,没有注意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与“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且普遍存在不忠实于现实人性,不符合环境法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所以,现阶段不宜直接将“生态人”作为环境法的人性预设。     

论“本体性否定”及其对西方存在哲学的突破

就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存在问题而言,西方自古至今的存在论哲学存在着＂对象化＂探讨存在问题之局限,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存在论哲学,又因为敞开的无限定过于宽泛,从而不可能对中国人缺乏创造性敞开的文化弊端具有启示,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注重现实和经济活动的具有存在意味的实践哲学中。而否定主义的＂本体性否定＂通过＂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来理解中国式的存在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对西方过于宽泛的存在论哲学的本体论改造。＂本体性否定＂衔接中国哲学的＂源流合一＂思维,将＂本体性否定＂界定为＂批判与创造的冲动与完成这样的冲动之能力的统一＂,从而将人之于冲动的美学性存在与完成创造的哲学性存在得以安置。＂本体性否定＂同样通过＂共在＂概念来阐明存在的社会化和存在的价值确认问题,这就将存在的个人性和社会性统一起来。     

“实体”与“形式”——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之比较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实体＂,脱离于躯体独立存在,理性的灵魂和神的灵魂同处与理性的世界,灵魂在进入肉体前知识就已经存在,学习是对灵魂的回忆,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永生的,是推动一切事物的本原。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形式＂,存在于躯体的各部分之中,灵魂将潜在的能力和理性联结起来,植物、动物和人各有自己的灵魂特征,灵魂的属性是先从特殊再到普遍的联系。他们二者的灵魂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文化哲学的沉思:文化全球化与文化之熵的二维断想

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言,全球化是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如今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是隐性的文化领域。人们在以推进文化交流与融合从而达到文化进步的逻辑前提下,更要警惕文化霸权主义语境下的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退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别以全球化维度下的文化同一化以及熵理论维度下的文化之熵两个视角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给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以及民族意识带来的弱化,特别是文化全球化对整个人类文化势能的消解,并从理论层面初步断想应对思路。     

当代中国的文化立场——“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笔谈——西方“文化冷战”与中国文化安全

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角色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然而，我们的文化地位却与经济地位不成比例，文化的影响力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影响力，这无疑使我们的大国形象受到影响。2009年4月19-21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联合主办的“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国际高峰论坛于杭州成功召开。与会专家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美日韩众多高校和研究单位，分别从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伦理、语言、传播、教育、宗教、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尼采眼中的基督教之罪及其他——以《反基督:诅咒基督教》为核心

尼采在《反基督》一书中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抨击,其间还夹杂着对康德哲学的尖刻批判。从深层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尼采集中批判了支撑基督教会的三大理念信、望、爱,认为它们是教会精明算计的产物。基督教的信与真无关,且是对知识和真理的抑制;基督教的望树立起一个彼岸世界,使现实虚无化,弱化了受苦受难者的生命意志;基督教的邻人之爱因掩盖自爱而沦为怜悯和同情。从尼采对基督教会的世俗性的批判来看,尼采心目中或许并没有完全排斥基督教,而是有一个更神性的基督教和更神性的上帝的位置,后者偏重于《旧约》上帝的形象。这一点与尼采意志哲学的主旨一致,无疑增加了尼采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的复杂性。     

奥斯丁分析法学的“功利主义”之维

奥斯丁分析法学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实在法理论,而其实在法理论又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后者为其提供土壤,输送养料,是其存在的母体。奥斯丁在确定法理学范围时建立的实在法理论并没有从逻辑和内容上否定实在法的功利主义基础,相反,功利主义是其整个理论大厦的支柱。"恶法亦法"只有在其被当作确定法理学范围的方法时才具有合理性。     

“三个代表”:党建理论的新贡献

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科学精神,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历史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贡献。     

“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邓小平多党合作思想的一个重大原则

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实质的反映 ,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邓小平深刻揭示这一实质及其弊端 ,并从我国国情分析指出中国不能搞多党制 ,而应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重温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海华国族认同的一个文化分析路径——一个由“内”到“外”的视角

文化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促成民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与凝聚的核心力量。以百年共和为时间轴,以海外华人国族认同①为主题,通过分析其过去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及将来的挑战,不妨将人权、民主、自由等＂普适性＂价值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价值融于一体,即以＂尊重＂和＂平等＂作为华人社会价值支点与导向,藉此求得＂礼＂文化的浴火重生及一个＂知好礼＂家园的实现。     

机制转向:创新思维“求真务实”的必由之路

青睐机制问题是现时代特有的潮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各个回合的谈判总是围绕机制展开,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是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也由早期的对话、谈判形式向正式地区性国际合作机制化方向发展。可见,任何一项事业要做到“求真务实”,解决机制是核心问题、头等大事。创新思维的命运当然也是如此。机制转向对创新思维的意义,可以从三个“走向”中确认:创新思维从潜能走向现实的前提尽管创新思维的机理仍然存在许多待解之谜,然而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人的创新思维潜能必须通过现实机制才能得以转化为现实的创…     

试论王阳明良知之“致”对于成圣的重要性

王阳明的心学圣人观,以"良知"为基础,对于"成圣何以可能?"这一儒家学者始终关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成圣"的价值源自于人的本然自足之心——"良知"。"良知"是每个人固有的先验主体,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也为普通人成圣提供可能性。"致"良知之功最终使人的"良知"完成从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内在的圣人观念得以现实化。良知之"致"分别从内在修养和外化德行两方面对成圣提出了要求。     

“以刑制罪”之否定:兼议罪刑均衡原则的刑法解释机能

"以刑制罪",无论其含义及解释机能如何变迁,在方法论上的诸多危机都无法挥却。比如,其以目的正当为藉由,扩张认定"疑难案件",以至于法官办案主观能动性扭曲;其试图将公正量刑的实现偏置于"经验感知"或"民众认同"的路径,从而导致量刑的失范化;其以"刑事政策与刑法的融会贯通"为由,先对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再以此解释构成要件,进而破坏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以刑制罪"或有其务实态度及纠偏作用可取,但从规范逻辑维度而言,其方法错误,应予旗帜鲜明地否定。从方法论上否定"以刑制罪"的同时,充分合理地发挥罪刑均衡原则的刑法解释机能,足以应对机械套用规范条文所可能造成的罪刑失衡问题。     

“欧洲文化之都”对泉州“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的启示

＂欧洲文化之都＂是较早实践＂文化城市＂战略且目前最为盛行的一种形式。＂东亚文化之都＂既是以＂欧洲文化之都＂为借鉴而发起,因此在东亚三国之间共同开展多边性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就可以借鉴＂欧洲文化之都＂的成功经验,以文化为核心资源和发展要素,运用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城市文化空间,塑造城市文化品格,发挥政府、社团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力量,以此为契机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     

宪政的超越之维——兼论“以人为本”的宪政意义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法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宪政的超越之维.西方近代以前的法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帝",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论则把法秩序的合法性寄托于抽象的人的理性,经过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改造,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宪政的超越之维终于从法秩序之外的"神",下降到法秩序之内的"人的尊严",成为最上位的宪法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实践已逾半个世纪,"以人为本"作为人权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我国宪政的超越之维.     

论特别权力关系问题之解决路径——以“否定说”为视角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近些年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的热门话题,行政法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笔者探讨了目前我国是否需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并且对于特别权力关系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路径.     

论我国缓刑制度现代化的“传统之维”

从清末到当前的缓刑实践表明,我国的缓刑立法与司法无不受传统实用理性与报应的影响。缓刑立法上的实用理性表现为以稳定血缘或地缘社会为宗旨,司法中的实用理性表现为缓刑判决受法官各种实用理性思维的左右;而缓刑的报应色彩在当前愈加强烈,且呈现出中间凹陷(缓刑负担)、向后聚拢(缓刑后果)的趋势。我们应着力调整缓刑的报应结构,积极避免缓刑立法与司法中的实用主义之弊端。     

“五个重庆”建设的道德之维

用道德的维度来看,“五个重庆”建设都是以人为向度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公平、自由与和谐,为人的充分自由发展而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空间环境。通过“五个重庆”建设,城市变得更加美好、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提高、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五个重庆”的建设也得到了伦理道德这种“软实力”的支持。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共同推进着重庆和谐文明城市建设的进程．     

论刑法之美——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刑法之美是指刑法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蕴含所给予人们的一种感受。除了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区分,刑法之美还有优美与崇高美的区分。刑法的优美指向的是刑法的外在与形式,而刑法的崇高美则是刑法内在美的最高表达。刑法之美不仅有着使人们知法、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和"丰满人格"的主体意义,而且有着对刑法本身形象的正面直接的塑造作用。刑法之美是一种制度之美,构成了刑法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贡献“我们的贡献”——《西部法学评论》发刊词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新生的《西部法学评论》带着清新的气息向我们姗姗走来。播撒一粒种子,收获四季希望——我们有理由为这颗幼苗的破土而出送上真诚的祝愿! 《西部法学评论》是由甘肃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学术期刊。创办这份期刊的缘由,源自于我们对自身责任的追寻。改革开放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