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多元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七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不足,重管轻治、重政府治理轻社会协同,法制化治理缺失和虚拟社会管理探索不足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建设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利用大数据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建立涉及民生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公民合作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措施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合肥作为全国首批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十二五"以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推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多元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但也存在诸如社会组织整体实力偏弱、信息平台"条块"分割严重、地方法规规章的立改废不够及时等问题。随着合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工作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推进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法治建设、利用大数据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构建人口综合信息平台、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国家大数据战略下网络舆情系统化治理策略

国家大数据战略不仅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政策支持,为社会治理变革提供技术引领,也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机遇与挑战。为系统化指导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工作、克服对策与建议过于零散、宏观的弊端,基于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网络舆情系统化治理路径,包括更新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观念,重视治理技术创新,建立健全舆情管理的组织实施机制、舆情应对与处理机制,培育网络舆情治理人才,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建设等。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传统调解制度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一枝花"的美誉。但是,随着我国国情的发展变化和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不断出现,目前人民调解制度存在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法律效力不强、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和经费严重短缺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人民调解制度需科学界定其适用范围,进一步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多措并举解决人民调解经费和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以此促进人民调解制度价值和功能的实现。     

大数据驱动下的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研究——基于精准管理视角

面对大数据发展形势,如何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破解公共服务"生产率悖论",实现服务投入与公众需求"精准匹配",提升公共服务绩效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梳理与现实分析,分别从需求管理、决策制定、流程管理和绩效评价四个维度,阐释公共服务供需匹配中精准管理的内涵,并从技术支持保障、管理模式变革与管理思维创新揭示大数据对公共服务精准管理的作用关系,进而以"信息流"对服务供需匹配的作用为逻辑思路,设计并剖析了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服务全过程精准管理的实现路径,并分别从需求与反馈机制、信息安全制度、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与智力支持和项目激励机制五个方面,构建确保该路径实现的保障体系。     

政策“碎片化”:表现、原因与对策研究

政策"碎片化"是政策系统的零散状态,具体表现为政策价值、目标、资源、政策要求与执行的内部碎片化以及部门政策、地方政策、部门与地方政策、先前与后续政策之间的关系碎片化,严重影响政策整体功能优化和政策关系的协调。究其根源有部门功能分工、中央政府政策控制力下降、部门利益追求和官员自身因素限制、政策协调机制缺乏等多方面原因。因而,进行当前碎片化政策的清理,理顺政策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公共利益为基点寻求多方利益的合法均衡,实现区域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防治政策碎片化的基本对策。     

碎片化与整体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路径创新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执法水平更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依循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审视后发现,我国行政执法存在执法理念碎片化、执法机构碎片化、执法机制碎片化、执法方式碎片化等问题。需要推行整体性变革,消除碎片化管理,从树立整体执法理念、整合执法机构、协调执法机制、创新执法方式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构建整体性综合行政执法模式,实现执法服务的无缝隙供给。     

中国行政学院办学模式及创新发展研究——基于七所省、市级行政学院的调查和思考

全国行政学院锐意进取,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办学模式和制度机制创新,已成为公务员培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行政学院的改革和发展与国家公务员培训体制及相关政策直接联系。要进一步创新行政学院办学模式,须从制度的层面化解学习目标偏离问题,以改革的思路优化整组培训机构体系,实事求是地解决培训教育与学历教育的矛盾,用统筹方法处理教职工两种人事制度管理问题,创新并完善具有行政学院特色的培训考核评估体系。     

嵌套试验与创新涌现:深圳市“织网工程”政策试点的过程分析

通过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深圳"织网工程"的案例深描,对政策试验中创新涌现生成机制问题进行剖析。分析发现,理解政策试验推动创新涌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将试验机制作为一个嵌套的系统或生态加以看待。多区域分级分类试点、双轨制对照学习以及项目化分级运作是嵌套试验系统的基本特征。它与集权管理、分权竞争以及强调实事求是体制文化相互耦合,催化出扩散变异、总结升华、差异化授权等一系列功能机制,有效回应了政府创新所面临的知识来源、合法性以及动机机制问题,促进了试验过程中的创新涌现。     

我国绩效管理试点政策评价:一个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地税部门为例

随着公共部门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绩效管理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在公共部门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以绩效管理试点较成熟的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以试点部门广东地税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通过实地调研,按照政策评价理论和方法,从当前税务部门绩效管理政策开展的现状出发,通过构建政策评估模型,对这一试点政策的开展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文章分析认为,当前的试点政策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政策同形化"现象严重;二是政策目标缺乏逐级量化机制、政策工具中空,造成政策实施的"形式主义"严重;三是政策实施过程的合作机制不足,政策实施的"碎片化"现象严重。而要根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同形化"、"形式主义"、"碎片化"等现象的关键在于明晰职能、理清责任、设置明确的考核目标、设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进行分类考核等。     

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愿景

不管是传统的政治统治,还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抑或是技术工具治理以及硬规则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多重治理悖论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文化整合性治理"是对共识性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解决的新思考,其并非仅仅指对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议为引领,着眼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资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力求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寻求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多元主体平等有效互动,化解公共事务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明确,处理好社会自由与市场规制的关系;三是传播"环保正义观",形成可持续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四是营造"环保文化共同体",使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新时期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探析

农地流转制度逐步确立和深入推行之后，随之而来的纠纷势必增多，农地流转纠纷能否得到高效及时的化解事关我国新一轮土地政策的成败。检视我国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现状，结合试点实际情况，反思仲裁中尚存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透视农地流转纠纷的激增给仲裁带来的巨大挑战和考验，从制度规范、组织运行及外部环境优化等层面搭建公正高效的仲裁解决机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巡回仲裁庭、多元联动执行等制度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完善农地流转纠纷仲裁机制，为我国新一轮土地政策的推行铺平道路。     

积极预防与有效化解: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我国行政纠纷的实质消解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发展战略。社会治理方式由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革命性转换既表明了实现行政纠纷实质消解的紧迫性和正当性,也为确立行政纠纷实质消解战略提供了全新的双重维度:导正人心以实现积极预防,健全制度以实现有效化解。由此才能形成便民、协调、公正、有效的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政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异化研究——以B市《缓解交通拥堵意见》的公开征求意见为例

政策草案是政策的一种形态,主要是政策起草部门提交出来的用于讨论确定或试行的一种政策方案。随着公开立法和民主决策的呼声逐渐高涨,越来越多的政策草案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但由于政策研究局限、政策主体轻视、制度规范缺乏以及政策控制博弈等多方面的原因,政策草案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存在着持续时间过短、内容过于模糊、参与渠道过于局限和结果反馈过于表面等异化问题,为此必须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之策,才能保障政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实效性。     

公共政策执行的机制创新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和解决政策问题的中间途径。但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干扰,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失范。政策执行失范可以划分为符合、创新、形式主义、隐退主义和反抗五种类型。从机制视角,政策执行失范归结为制度、权力和利益三重因素,而机制的完善对于改善政策执行失范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廉租房制度建设:问题与对策探析——基于青岛市的经验分析

廉租房制度的实施切实解决了部分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但在全国经济迅速发展,移民城市加快推进的情况下,强大的保障房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暴露了廉租房制度运行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覆盖面不足,资金缺口大,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参与不够等。本文基于对青岛市的实证调研,汲取青岛市的成功经验,从政策理念、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角度出发,在政府认识、融资机制创新、动态管理的建立和法律规范的健全等方面就完善廉租房制度进行多维探讨。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分析和实践完善

目前着力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还面临着认识不清的困境，有必要探究其内在逻辑以明晰其面目。理论依据要解决“为何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因应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深层次的实质法治、国家治理、检察功能、能动检察的动因和需求。制度定位实际是解决“为何能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托行政诉讼监督开展，是行政检察职责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作机制层面的安排。实践完善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实践中已形成类型化的化解模式，还要探索和创新化解范围和方式，以期尽早实现规范化、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