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视角：社会契约与宪政精神——再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西方国家，契约不仅是私法的缩影，也是公法的精神所在，社会契约论即是契约观念在宪政关系中的法律表现．在契约原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渗透的过程中，笔者并不赞同一种“契约万能”的主张，但却笃信缺少契约精神的中国需要用契约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这也正是社会契约的现代功能。     

论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

明清时期,庶民百姓之间的交往频繁而且复杂.在明清时期,契约文书反映了庶民百姓的双方意愿.“官有正条,民有私约”,契约文书调整着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事务.在此过程,契约文书不仅对庶民百姓产生了作用,而且对司法,甚至对帝制中国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对第三法域的探索

“事实上的契约关系”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争论较大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置于“社会法”这一第三法域来加以认识。随着社会关系被纳入三个层次的调整模式．当事人之间的个别契约只是作为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片断而存在。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过程也能产生契约关系,触发一种受到社会法保护的法律关系。     

契约、意思主义、卖买——试论清末时期的物权契约观念

清末时期，日本民法学逐步被引入中国。日本民法学在契约定义上，采用广义契约学说；在物权移转主义上，采用意思主义学说。这为物权契约观念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物权之契约”和“债权契约”用语相继被使用。至民国初年，大理院则通过判例，对物权契约进行了定义，并界定了物权契约的有效成立要件。但清末时期的物权契约观念与德国民法学理论中的物权契约（物权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税务行政中的契约理念及其体现——以平等、协商为核心

税收的本质是人民与国家间的“契约”,而契约所蕴涵的平等、协商等理念正是我国当代税务行政中的稀缺品质。平等理念拓展了长期局限于纳税人间的传统平等观,将平等延伸至税务机关,重视实质平等。协商理念蕴涵双向交流与沟通之意,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意志表达的尊重倾向,也将为单一的权力行政手段增添活力与弹性。平等、协商理念对于提升纳税人主体地位、增进税收公平、改善征纳关系、实现高效行政都颇具现实意义。     

“契约刑”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

本文从中国刑罚制度转型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围绕“为什么提出契约刑？什么是契约刑？如何实现契约刑？”三个核心问题，集中阐述了“契约刑”这一原创性的刑事法基本概念与原理。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涵、效力及控辩应对

具结书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处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具结书的契约本质属性，决定其形成过程应放弃讯问模式而采用充分的控辩平等协商方式。具结内容应包括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起诉书的指控内容应与其保持一致。失效的具结书不得用于指控。着眼于控辩应对途径，具结书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应作重新设计，以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契约精神”和控辩平等协商的基本原则。此外，本文对公诉权的未来发展思路以及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途径进行了相应探索。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日常生活中的法初探——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元理论，为解释国家法之外的社会调控体系之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采取社会本位的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以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交往互动行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法规范之形成的建构性意义。通过讨论“日常生活中的法”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调控作用。并结合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讨论了建构良性循环的“日常生活法体系”对形成健康平衡的社会秩序调控系统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交往互动行为和生活世界是哈氏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并结合案例，通过分析哈氏理论的贡献与不足，对建构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进行了理论铺垫。第二部分讨论了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的“EI常生活中的法”之形成与发展过程。首先，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法与“活法”的区别联系，把“日常生活中的法”定义为：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经由主体一致性同意而形成对彼此行为之稳定性预期，从而约束主体行为，具有连续性规范意义的行为准则。随后，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社会模拟理论”，分析了随着交往及交往扩大化，“日常生活中的法”吸收整合其他一般行为规范而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讨论了“日常生活中的法”的组成部分及其内部效力层级的划分。通过阐释“日常生活中的法”与“生活中的微观法律”、道德以及习惯法之间的关联性，将“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内部的效力层级划分及其运行、制裁机制呈现出来。同时指出，生活中的微观法律、社会道德规范和习惯法因为形成与运作方式的差别，其效力等级呈逐步递增状态。最后，本文从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出发，指出转型中国社会，同样遇到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法体系，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只有充分恢复交往理性，重视法与社会生活的良性互动，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才能建构起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健康平衡的社会调控体系。     

中国公证起源之辩

一、质疑“中国公证源于西周民间私证”之说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公证制度的起源，业界习惯认为是由私证逐步演变而来的。古代民间就出现“中人”见证的做法。西周时已出现了“质人、质剂、质工商”，汉代“居延简”中已有地方官员证明商业契约的记载，这些是中国公证的萌芽。这种“中国公证源于西周民间私证”的观点由来已久．并成为业界的主流认识。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本身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是值得商榷的。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特征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富有弹性和生命力的行政管理方式，已被各国普遍重视并广泛运用，它在我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拟对行政合同的法律特征和法律调控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同仁。夫于行政合同的法律特征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主体以行政目的为理由．与行政相对人经相互协商，在双方意思表达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有关确立、变更、或者消灭权利、义务的协议，是行政和合同的结合，是行政中的权力因素和合同中的契约精神的统一。行政合同既有国家“行政”的特点．又有“合同”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将行政合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及…     

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

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李祝环中国古代民事活动中，记录缔约双方合意的有关权利与义务的书面约定均有第三方参与，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独特现象——中人现象。本文仅就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称谓的演变、中人的作用、中人的身份和中人的连带责任方面进行...     

中外视角:社会契约与宪政精神——再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西方国家 ,契约不仅是私法的缩影 ,也是公法的精神所在 ,社会契约论即是契约观念在宪政关系中的法律表现。在契约原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渗透的过程中 ,笔者并不赞同一种“契约万能”的主张 ,但却笃信缺少契约精神的中国需要用契约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 ,这也正是社会契约的现代功能。     

权益受损切勿“以牙还牙”

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自己的一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对此是“奋起还击，以牙还牙”，还是协商解决，不成再诉诸法律？下面的案例给了大家—个启示。     

论工资集体协商中的政府责任

工资集体协商中政府责任担当的合法性依据何在，具有怎样的法律属性和内容，边界在哪里，运作原则是什么，这一系列法理追问在当下国内学术研讨中尚未得到充分回应。从本体意义上讲，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二元分化、冲突与平衡，为政府责任担当提供了法理基础；从内在属性上看，通过工资集体协商表现出来的集体缔约权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属性，与此相对应的政府责任便具有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的双重内容；从契约自由的历史演进来看，作为工资集体协商结果的集体合同可以被认为是对普通劳动合同完成否定之否定后的产物，政府的介入在二次否定中发挥了必要的创新功能，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契约自由的法权要求范围内；从实现路径上看，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责任担当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在有为与无为、目的与手段、成本与效益、刚性与弹性的二元架构中具体展开。     

契约履行的保障

“契约必须遵守”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命题。传统的法学观点认为保障契约履行的主要是道德、国家权力、社会舆论等,这些都没揭示出保障契约履行的本质基础。本文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契约订立、契约履行中的利益机制,从而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保障契约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契约中的利益机制。     

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中国科研成果90％无实际价值

9月5日，在参加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涛说：“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他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几位科学家表示，科技界必须改革以“量”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否则因其所引发的浮躁学风和“科技泡沫”将阻碍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公证的起源

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公证起源于西周，这是我国古代奴隶制经济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古典商品经济的活跃时期，它自发地存在着中国古代早期的财产流转和商品交易行为。而这些有限的民事法律关系，似乎被人们观念中的民刑合一、诸法合体的惯例所抹杀忽略了。当时的民事流转关系大多通过如下方式表现：判例、礼法、诸法合体的法典、诏书条令、契约。其中，要式存在的契约形式占了较大的比重。许多契约因具有典型意义而被刻于金石或钟鼎盘盂上以作为后世之判例，它们     

对契之源

千年契约，是将中国古代的契约通过历史的发展、源流、变化和它本身的外在形状、内容，甚至包括中国契约的思想精神的一个系统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