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兼论《反就业歧视法》的立法必要性

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的产生原因包括毕业生自身的原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和我国立法管制的缺位。我国现阶段有关就业歧视规制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规制的不足、行政执法的不足和司法规制的不足三个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立法手段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法律规制,是维护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维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权、提高大学生就业率,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应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将反就业歧视纳入高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中。     

论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由《中国青年报》“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25日报道了＂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揭开了女性就业歧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女性平等就业权法律保护面临着现实困境,进行女性平等就业权的立法保护非常必要。需要对女性就业权法律制度进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完善,以真正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     

美国反歧视立法和实践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美国,歧视长期以来都是问题,尽管南北战争后从宪法上确立了黑人与白人的平等权,但是对黑人的歧视观念和行为仍然根深蒂固。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肤色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国籍歧视等,并由此成立了公平机会委员会执行反歧视立法。歧视与反歧视在美国仍将长期存在。中国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歧视问题,从就业领域的歧视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尽管中美两国的歧视有着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但是通过对歧视的定义和适用类别、反歧视的立法、反歧视的机构以及救济途径的比较分析,美国反歧视的立法和实践将对我国歧视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有意的借鉴。     

反就业歧视论

美国反对就业歧视立法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而我国则存在很多不足,有必要完善。我们应当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就业歧视的内涵和外延,确立就业歧视的判断规则,分清哪些行为是对就业权的合法限制,哪些行为构成就业歧视;要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对含有就业权限制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确立就业歧视的法律救济途径,以增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     

就业基因歧视界定的三维分析

随基因技术的发展,就业基因歧视问题日益显现,然而,基因明显区别于传统就业歧视因素,就业基因歧视界定无法完全沿用传统法律理论及规定,应主要从技术、伦理以及利益等维度对用人单位利用基因信息进行雇佣决策行为进行重新审视,以基因的技术事实为科学依据,以正义伦理为价值追求,以利益平衡为具体目标,研究确立就业基因歧视界定的法律范式。     

就业性别歧视例外审查规则:美国实践及启示

用人单位基于性别原因在劳动者之间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是就业性别歧视的本质特征。如果用人单位的上述差别对待存在足够的合理性,则会阻却歧视行为的违法性,构成歧视的例外。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就业歧视。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以保护女性或岗位存在不适合女性从事的特殊要求为由为自己的歧视行为辩解,但中国法院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构成及其例外认定等关键性问题回应不足。通过考察美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美国法院认为在认定性别歧视例外时,应当对性别与职业资格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质性审查。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对大学生就业歧视的法律思考

大学生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严重损害了大学生的平等就业权。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如学生干部优先,"富二代"就业受冷遇,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政治面貌有要求等值得思考和辨析,以澄清公众对大学生就业歧视存在的模糊认识。国家立法部门应该尽快出台《就业促进法》的司法解释,解决司法无力的局面。     

促进平等就业需要社会加大合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43条强调：＂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应该说,《决定》要求＂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十分迫切的,十分重要。这充分说明,中央深悉我国当前劳动人才市场存在的弊端以及广大劳动者的诉求和愿望。虽然我国有不少法律法规对劳动人才市场做出了规范,在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平等就业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一些地区、行业和单位,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切实有效地兑现,     

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原因浅析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同时,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行为也日渐凸现,本文列举了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的性别、学历等各方面的歧视,并对造成种种歧视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相关法律政策的缺陷、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不平衡以及用人单位认识上的偏见是导致大学生就业过程遭遇歧视的重要原因。     

我国公司借贷立法的检讨与思考

我国公司借贷相关立法中,存在着不同领域的立法相互矛盾、法律规则过于简单、立法内容不科学且与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从平衡公司自治权和维护相关人利益的立法宗旨出发,我国公司借贷制度应采取有限制许可的立法模式,在公司法总则部分明确宣示公司有借贷的权利,同时在具体制度部分对公司借贷的资金、对象、期限、利率等设置必要限制,并通过建立＂小额借贷豁免＂、＂大额借贷登记备案＂以及上市公司＂大额借贷信息披露＂等制度加强对公司借贷的监管。在此基础上,还应健全公司借贷的法律责任体系,保障上述制度得以落实。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邓小平“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比较研究

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是他创造性理论活动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在形成背景、创新内容以及功能特征上存在许多共性，而在阶段性、层次性、系统性和成熟度上又有差异。无论共性还是差异，都映证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这与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与矛盾”，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的作出，对于新的理论创新不无借鉴价值。     

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位"与"为"

为先进生产力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 ;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新时期统一战线只有以“三个代表”为旗帜 ,把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在这面旗帜下 ,才能有“位”有“为”。     

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樂"

中国的仪式之樂,不仅在形态表征上具有综合及动态的特征,亦在人文蕴含中富有多重维度。因此,基于独立艺术门类标准的、以曲目音调文本为主体的音乐分析手段则不足以面对之。面对思想层面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互动关系构成的仪式音乐生态,应以仪式音乐自身来做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仪式之樂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在方式,它亦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方式。此樂,正是我们以本土话语折返音乐学本位的切入点。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落后妇女”——农业合作化叙事中的“症候”

在20世纪50-7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落后妇女"群体,她们思想品德不佳,好吃懒做,出身不好,同时还伴有身体的病痛。狂热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当时造成的劳动力的巨大缺口,是这类人物大量出现的时代原因和逻辑起点。她们的大量出现及其躯体的反应是女性婚姻、女性生育、女性健康、女性身份与激进运动紧张关系的表征,同时也成为农业合作化叙事无法消弭的"症候"。     

从"放权"到"收权":"简政放权"的怪圈--"莱芜经验"的反思

为了克服条块分割的矛盾,莱芜作为全国第一个县级市进行了简政放权的试点.改革之初,乡镇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权力,乡镇基层政权的活力逐渐进发出来.然而,这次改革也未能跳出放权-收权的改革怪圈,部分站所被收回,"莱芜经验"夭折了.我们认为,夭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没有进行上下联动的配套改革,相关站所没有走向社会化,改革没有纳入法治轨道,这些都值得今天的乡镇体制改革借鉴和反思.     

“第三条道路”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及其启示

社会和谐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第三条道路"关于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制度设计为:淡化意识形态,突出社会正义,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奠定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重塑国家政府,设计国家权力和谐运行的政治体制;创造有活力的现代经济,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追求的是经济的和谐运行;坚持权利与责任相统一,凸显社会和谐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是为了谋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以"世界民族"为理念,主张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追求的是和谐的国际关系。在对以上诸领域的实践和探索中,"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正在构建他们的"和谐社会"。他们的主张与探索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