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高级鼠辈”

《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和《极权主义的起源》是现代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反思纳粹暴政的两部名著。阿伦特对“恶之平庸”,以及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异化有极高的见解。     

略论“案例式教学法”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中的运用

例式教学法是指把案例引入课堂以实例的形式向学生展示、分析若干特定的情节和事实,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思考和讨论,以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结合这一方法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中的教学实践,分别对案例选择、案例展示、案例分析、反馈总结四个要点进行了阐述。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探索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就当时"和平共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必要性以及"和平共处"关系的性质,提出了深刻的思想。在实践中,他为这一思想的贯彻和执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研究和解析非常时期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冤假错案”成因浅析

刑事"冤假错案"的频发严重地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引起人民大众对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的重大质疑,浪费司法资源,影响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摧毁了公众的法治中国梦。为加强对人权的进一步保障,提升司法公信力,重树司法公正的权威也成为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法制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法学界对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机制研究也渐进增多,本文从我国"冤假错案"的成因入手并参考了国外的相关规则进行探索分析。     

中国“集体主义电影”的谢幕

谢晋带走了人们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带走了沉甸甸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 在人们的痛惜和缅怀中,好酒的谢晋走得那么坚决,不惜带走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电影。谢晋当属上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奇才,他的佳作至今仍让生于1930年～1970年代的人们津津乐道:单纯的《红色娘子军》、激昂的《女篮5号》、感人的《天云山传奇》、浪漫的《牧马人》、平实的《高山下的花环》、深沉的《芙蓉镇》,即使文革时期的《春苗》     

“李铁梅”两次婚姻苦乐参半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是只要提起《红灯记》,恐怕人人都能唱上两句：“爹爹,你听我说……”而且脑海里立刻会闪现出李铁梅那穿着一件蓝底白花小夹袄,甩着一条大辫子的刚毅身影。作为其扮演者,刘长瑜其情其事也伴随着这部红色经典之作而生出许多爱恨情仇。     

“愚蠢”的“怜悯”

富于怜悯之心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去年,因北京西郊一个“天价葡萄案”,媒体上议论大发。“P-6—2”葡萄试验品种该如何定价?如何判罚?“一石激起千层浪”,题外许多激烈言词,透着怜悯之心。比如:     

解狐举荐“情敌”当相国

晋绰公执政时期,有个叫解狐的大夫,是名将解扬的儿子。他为人耿直倔强,公私分明,晋国有个叫赵简子的大夫和他十分要好。     

不要忘记“1”与“0”的关系

“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跟整相对，表示没有数量，是数的空位，在数码中作为‘0”’。党员领导干部在对待立公、为民、用人、廉政、诚信、官德上，往往会遇到“1”与“0”之间的关系，即“人生公式”。对于这样的“公式”倘若弄不清楚、处理不好，就会丧失执政能力和人生价值。     

鲁迅“对话”精武门

1918年11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撰文,声言反对“武术救国”。     

从“两个结合”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文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从“两个结合”看《讲话》,可以透视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宏大历史视角,也可以发掘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辩证思维。这正是《讲话》成为不朽经典、长盛不衰的“《讲话》现象”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深入揭示这些原因,可为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提供深刻启示。     

“赶考”: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执政课题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京,毛泽东喻此为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要求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交上满意答卷。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赶考情结,坚持两个务必,居安思危,奋斗拼搏,取得光辉成就。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牢记两个务必,在新的执政考验面前争取考试合格。     

现代性的困惑——消费主义逻辑下的红色经典电视剧生产

曾经辉煌的革命历史小说被冠以红色经典进行了电视剧的风潮化改编制作,并在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同时,也彰显了消费主义逻辑的强大力量,表征了现代性的当下困惑。     

走出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式理解——斯大林“地理环境论”再反思

斯大林的地理环境论着重强调的是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把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其他要素置于一个辅助的地位,这种理论在其观测的维度和理论视阈内是有其合理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就开始对斯大林的地理环境论提出批评和反思,但并不彻底也不全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式理解中摆脱出来,因而不能以真正客观辩证的态度看待生产方式与地理环境以及其他要素之间的多维联结和耦合互动的关系.     

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从悦城“龙母传说”谈到传统儒家的“孝道观”

作为岭南大地女神信仰之一的"龙母传说",自南朝刘宋年间被沈怀远的《南越志》所记载,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至于"龙母传说"的起源,更是可以上溯到秦始皇时期。"龙母传说"在其产生和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日益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广受封敕,使得"龙母"的地位得到了一步步强化。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母传说"所体现的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最核心的伦理思想——"孝道观"。"孝"自古就被历代儒学之士所推崇备至,历朝统治者更是将"以孝治天下"看作是其统治思想的根本,这种"孝道观"虽具有极大的两面性,但却更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之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他们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四个不同时期,涵义并不相同。本考察的是最后两个时期的思想。笔认为,第三时期(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的思想,与第二时期大体相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放弃亚洲社会特殊论,但已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放到了人类发展序列中的第一阶段。在第四时期(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以后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作出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的结论,并且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在人类发展序列中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学术界有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是斯大林创立的。这种主张是不恰当的。     

“留余”有感

在《说文解字》中,“留”是“止”的意思,“余”是“丰饶”的意思,“留余”的本义是“止于丰饶处”,其弓I申含义即凡事都要有度,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它最早出自南宋士人王伯大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因镌刻在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留余匾上而广为人知。在元明清代仍被世人奉为施政、修身、教子、营商的圭臬,由此足见“留余”思想影响之深。     

“文山会海”何时平?

<正>《半月谈》刊登了一篇题为《我被"文山会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文章,副标题是一名县直部门"一把手"的无奈和困惑。某县"一把手"名叫赵文平。他说,他所在的县,各级各部门     

“十二五”《建议》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与实践

十二五《建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实现科学发展观由理论、理念层面向实践的转化和跨越,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执政能力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性把握。十二五《建议》再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又把以人为本的核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加以实践化、落实化,为十二五时期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主题指明了实践的方向。《建议》确立了十二五时期的五个目标,其中十分关注民生的发展。这些目标的实质是富民,这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在国家价值观上的最高选择和确立,表明我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国强向民富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