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村落权力结构分化的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 :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 ,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 ,非正式权力经常向外张扬 ,干涉正式权力。     

传统藏族村落非正式福利的供给模式及其社会基础探析

非正式福利在个人或家庭的总体福利获得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参与观察法对一个典型的藏族村落的非正式福利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一个典型的藏族村落,非正式福利主要由家庭、社区、宗教组织三类主体提供。非正式福利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等在现代社会得以保存,同时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较低。在居民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根本满足的情况下,正式福利的发展并没有对非正式福利造成冲击,二者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未来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在不断完善正式福利制度的同时注重发挥非正式福利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福利需求。     

论高校辅导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管理方法创新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实施者,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从管理为主向教育、管理、服务三位一体方向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法治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制度管理与学生自我管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权力影响力与非权力影响力、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等"六个结合"创新学生管理工作方法。     

社会救助缺陷下农村残障儿童的家庭多元支持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社会救助存在缺陷,农村残障儿童家庭的社会支持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包括来自政府、机构、学校和医院的正式支持,以及来自家人、社区邻里、亲朋好友、网络和书籍、迷信的非正式支持。总的来看,正式社会支持不足,非正式社会支持凸显。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与政府、机构、家庭的互动合作,协调各个支持主体的关系,整合信息资源,建设互助体系,形成农村残障儿童家庭的多元支持网络。     

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演变——基于相关研究的总结

在界定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可以从两者间关系演变的角度呈现村落转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村落因为"权力的文化网络"而能够与国家实现较好的衔接,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自近代以来开始的急切的国家政权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击了村落的自生秩序,不仅没有实现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反而出现国家政权普遍的"内卷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能国家的原因致使村落自生秩序再次受到全面冲击和压抑,结果是强大的党政体系主导村落的一切事务,因而谈不上村落与国家的衔接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村落自生秩序各种形式的复兴在我国各地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生秩序与现代国家实现了有效衔接.对此变迁历程,需要结合我国近年来村落面临的新境遇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展望.     

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政治权力结构与非正式权力运作——基于中国地方党政系统的考察

非正式面相的政治权力结构即为非正式权力结构。政治精英在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人格化色彩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关系。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微观基础在于政治精英的特质,精英特质的三种类型包括先赋特质、人格特质以及社会特质。人治传统、关系文化、精英的社会心理需求与体制环境是中国地方系统非正式权力运作生成的基本因素,由此政治生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人格化的特征。而政治精英通过彼此的互动表现出合作、冲突与制衡的非正式权力运作形态。     

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探索及其启示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各国应对挑战的实践经验表明,强化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需要将国际经验与本国既有制度资源有机整合,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发展。     

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基于观念、动力和系统的分析

探究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是实现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转换的关键。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发展与其历史进程中的特有观念体系紧密关联,儒家的宗族文化、乡绅文化与和合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功能耦合网为协商治理在传统基层社会的有效运行构筑了扎实的观念基础,也形成了协商治理背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治理变迁动力激发的本质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协商治理在当代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制度生长点。中国语境下的路径依赖关系导致当前基层协商治理只能采取正式协商制度安排与非正式权力运行并存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博弈在客观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治理只能以渐进、内生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最终走向。     

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了三类平行非正式集团,分别是西方大国主导的非正式集团,如G8和G8＋5,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的非正式集团,如G20,以及新兴大国内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如IBSA和BR ICs等。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的涌现,反映了全球权力转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庞杂、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的制度创新,也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集团身份参与、改进全球治理的重要进程。在可见的未来,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将共存、共处,并与正式国际组织一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与社会博弈逻辑中的乡村自治

本文沿着“推进村民自治的目的,民主主体理性的培养,自治主体的组织化,旧非正式组织的改造,正式组织的革新,乡村与国家权力边界的界定,社会权力的扩张,两种民主的结合”这一前后相继的分析路径,求解乡村自治问题。     

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对于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

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农户对于资金的需求意愿越来越强烈。根据江西和湖北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的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对于其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的金融意识越高,其借贷意愿和借贷金额越高。此外,农户的风险偏好对于农户的借贷意愿及金额产生正向影响。另外,农户的家庭规模、家庭收入状况与村落特征也会对其借贷行为产生影响。在进一步区分正式和非正式金融行为后,发现农户的金融意识与风险偏好对于两者皆产生正向影响,相比较而言,对于正式的金融行为影响更大。提高农户的风险偏好与金融意识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户借贷金额,应该进一步完善金融资源与风险的有效配置。     

关于文明治村的现实难题与主要对策

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出现了一些现实难题,要加快农村法治化进程,就必须在“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走好法治的本土化道路;强调“以德治村”的方略,并最终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论制度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

制度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问题,是正式制度模仿、非正式制度模仿及其关系问题。本文认为正式制度是可移植的,但又受到宪法秩序、关联制度、非正式制度等的内在制约。同时,非正式制度内在于传统和历史沉淀,其可模仿性就差得多,但在开放条件下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可能封闭进行。制度模仿的过程,是新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引进制度的本土化过程。     

腐败的界定及反腐倡廉的经济学思考

腐败是指担任公职的少数人,利用执掌的公共权力或公共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的行 为。我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地加以认识。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管理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管理重点上以非正式组织核心人物为重点，在管理活动中＇平衡好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加强对非正式组织的联系和教育工作，使非正式组织可以与正式组织一样发挥积极作用。     

试论非正式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非正式组织广泛存在于正式组织内外,虽无固定形态,但却以其独特的作用对社会管理产生影响。以其与正式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管理的作用为标准,非正式组织可划分为积极依附型、积极独立型、中间依附型、中间独立型、消极依附型、消极独立型六类。当前,政府应在鼓励各类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同时,切忌忽视对积极型非正式组织的激励、对中间型非正式组织的引导和对消极型非正式组织的约束,以便整合各种力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管理。     

我国刑法中酷刑犯罪的规制现状与保护缺失——基于文本对比的考察

酷刑犯罪是一种利用公权力的犯罪。与国际法对这种犯罪的规制现状来看,我国刑法在犯罪主体、犯罪目的、犯罪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多疏漏,有必要对相关犯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进行扩张,使酷刑犯罪的主体能够涵盖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地行使国家权力、有可能实施酷刑犯罪的人员。在被害人方面,使所有处于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控制和影响之下的人员都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另外,应加强对伤害精神健康的酷刑犯罪的刑法规制。此外,还应在酷刑犯罪方面增设一些堵截构成要件和推定犯罪构成,严密酷刑犯罪的刑事法网。     

试论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世代相传,渐进演化,文化的一部分。它一般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持续性等几个特点。在现实生活中,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诺斯把它们分成三类:(1)对正式制度的扩展、丰富和修改;(2)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3)自我实施的行为标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起源与形成、可移植性、发挥作用与机制及变迁的速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非正式制度的传播途径有家庭、中间组织和国家。     

我国农村城市化滞后的相关分析

从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三个方面判断,我国农村城市化水平偏低,其原因既有资源性约束,也有体制性约束,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