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逃出资股东的表决权应受限制

公司法对抽逃出资的股东是否仍具有股东资格、股东权利应否受限制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未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由此造成在实务中,对于抽逃出资股东以表决权受到限制或者剥夺为由而对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争执案件处理的困难。笔者认为,股东抽逃出资后仍具有股东资格,但应当限制其部分股东权利的行使。     

“合同法”的局限:资本认缴制下的责任约束——股东私人出资承诺之公开履行

尽管资本认缴制不一定是适合中国制度环境的最佳资本制,但也并非空手套白狼的法律技术。新《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改实缴制为认缴制,并不意味着股东可以对注册资本及其认缴和履行问题进行随意约定。合同法本身对股东出资契约之安排构成一种法律约束——按照权利必须善意行使及有约必守的原则,不当约定会产生责任风险。因此,股东应当理性进行出资的认缴承诺,并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当然,基于股东出资契约之组织性契约——共同行为契约的本质以及公司法作为团体法、商事法之特质,对股东出资契约之法律规制呈现出一些特别构造,因此,单纯以传统合同法的规则规范股东的出资承诺行为是不够的。公司法以及商事法的特别要求,使偏向民事的合同法对股东出资契约的规制存在一定局限。股东出资契约及其责任构造不断游离在公司法与合同法之间,游离在商法与普通私法之间,呈现出一种特别样态。此外,为确保股东间的私人出资承诺能得到遵守,公司登记机关还可采取公开信息披露的方式,对股东承诺及其履行进行公开监管,并且,运用征信评级方法,将股东出资承诺纳入信用评估程序,从公法与私法两个向度,有效约束股东私人出资承诺的设定及履行。     

论“出资”“股份”“股权”及“股东资格”间的法律关系——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论述基点

在公司法的理论和实务中,出资、股份、股权、股东或股东资格的概念被频繁、广泛地使用着。出资、股份、股东资格、股权均有其特定的含义,且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出资只是取得股份的一种方式,取得股份才取得股东资格,而只有在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下,才享有股权,其彼此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神秘”的“劳务出资”——关于合伙人与股东以劳务出资的立法规定分析

我国2006年8月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而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27条第1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论英国“不公平歧视”条款的司法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现行《公司法》鼓励个人创设公司、降低注册资本的构架下,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色彩会进一步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当股东失去相互间的信任时,公司将很有可能在运营上陷入僵局。随着有限责任公司数     

清代官员的鬼神信仰及其司法实践——从汪辉祖“刘开扬案”和蓝鼎元“幽魂对质案”的比较出发

清代官员在一些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采用到"动用鬼神"的方法。通过比较两名清代著名官员蓝鼎元和汪辉祖的动用鬼神的司法实践及他们关于鬼神的思想观念,可以发现,这种"动用鬼神"的司法实践虽然表面相似,但其背后的理念可能并不一致:蓝鼎元纯粹是在"利用鬼神",而汪辉祖则相信鬼神介入司法的力量,希望得到鬼神的帮助。实际上,清代官员的司法实践,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鬼神信仰的影响。     

股东派生诉讼的理论与实践——“第四届亚洲企业法制论坛”综述

由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和日本名古屋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亚洲企业法制论坛”于2007年6月8日在华东政法大学隆重举行。会议出席者包括来自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位专家、学者。     

单位容留卖淫不能追究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没有得以坚守。究其成因有三：一是司法理念尚未成形：确保《刑法》的基本原则得以贯彻应当是刑事司法的最重要因素。对原则的坚守不应以任何理由而失漏，曼不能因考虑具体的环境或背号而放弃。若没有明确的司法理念，对案件的定罪量刑的非法律因素就会大行其道，甚至会左右司法人员的判断，使司法人员在个案中表现出的专业水准和价值明显贬低，案件的判决结果去法律化。非法律因素在个棠中的得逞会加速其进一步的扩张，最终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失信。个案在各程序中，往往会受到部门关系、     

基层司法如何实现“案结事了”的调研报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大同法庭司法实践的启示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促进促进社会和谐负有重大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在当前矛盾纠纷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公正高效司法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强烈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案结事了是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审判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实践适用研讨会”综述——关于对合法债务纠纷引起非法拘禁犯罪的认定

2010年4月23日，由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犯罪学研究会、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实践适用研讨会——合法债务纠纷引起非法拘禁犯罪的认定”假座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会议室召开。     

带着深厚的感情为人民司法——沈河区法院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侧记

面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如何使“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收到实质效果？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党组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对我国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忧虑——以河南省某基层法院“先例判决制度”为例

我国现在的司法改革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即“年年出新,年年丰收”。但总感觉缺少一点氛围,即理论研究在横向联系中,相互借鉴的多,相互批评的少。往往一个时期形成一些热门观点,响应的多,批判的少,常常是大家争拥而上,在相互借鉴中推出成果。学术研究没有批判,就不会有观点的争锋,没有观点的争锋,就不会有学术的前进,因而往往热点时期一过,大家辛苦的成果也就束之高阁,只有自己问津。甚至当有批判的意见出现时,就有人认为是不允许其他观点的存在,不符合“百花齐放”的精神。这样的认识是十分机械而可笑的,不知道兼听则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