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佘祥林”之命运：“张新亮杀妻案”辩护纪实

这是一起“河北版”的“佘祥林杀妻案”;幸运的是这位“佘祥林”由死刑改无期,又从无期获无罪,从而被媒体推为“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典范”和“标本”。这是一起从始至终都受到媒体关注的案件,所不同的是,这一“始”一“终”的报道内容却大相径庭,结果迥异。     

反思佘祥林错案，浅谈“疑罪从无”

“疑罪从无”这一司法界特别是刑事司法界早已熟知的词组，在佘祥林杀妻错案被纠正前后，几乎成为被人们嚼烂了的字眼。人们从佘祥林杀妻错案中反思：假如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对死者和张在玉进行DNA鉴定并加以比较，决不会错误地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假如我们的政法委不对各案进行“领导”，不会发生错判十五年：假如我们的公、检、法三机关中有任何一家坚持“疑罪从无”，不可能发生错判；假如上级法院发现不能确认犯罪后直接改判无罪而不是裁定发回重审，佘祥林错案至少能提前纠正十一年；假如法院能认真地听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假如……也许有太多的沉痛假如。     

走出“陷阱”再谈律师的刑事辩护

写过一篇文章,叫《刑事辩护──中国律师出名的摇篮》。现在看来,当年写的这篇文章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这篇文章只谈及了一个方面,就是刑事辩护作为律师制度的基础,在律师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证法律正确实施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也为律师成名创造了条件。但是,一方面它又是律师业务的一大尴尬。当你站在法庭上,为一个案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无罪辩护,而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坚持作出有罪判决,几年以后,却是该人民法院运用审判监督权力改判无罪,如此这般,我们当年提出…     

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10多年来,“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律师辩护的法律难题。现行《律师法》实施以来的刑事司法实践状况表明,辩护律师的“三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律师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如今,随着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正式得到启动,     

为“股市蛀虫”王小石无罪辩护

●典型因素①用时0.24秒,Google搜索王小石,查询结果显示约有183000网页符合,百度搜索“王小石”相关新闻约9590篇耗时还要短0.205秒。②2004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一名官员,被检察机关带走的消息在坊间迅速流传。”一年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解密,赫赫有名的王小石案,案情如此简单。③田文昌律师、孟冰律师核心辩护意见:“虽然王小石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但其被指控的受贿罪的罪名并不能成立。”●出场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田文昌孟冰似乎为了印证王小石事件的火爆,在检察机关,“王”案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三次…     

为社保案“贪官”辩护的律师们

4月17日上午，在被卷入社保案调查21个月后，上海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等来了一审判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维工未当庭提起上诉。随着这一纸宣判，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的司法审判临近终点。     

美国“佘祥林”,拯救蒙冤的人

"我希望自己的16年监狱生活没有白过,在我身上发生的不幸,不再发生在别人身上。"——蒙冤入狱16年的美国人杰弗里·德斯科维奇出狱时这样说"佘祥林"这个名字,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让人倍感沉重的代名词——特指那些蒙受重冤的人。近些年,关于错案、冤案的报道屡见报端,引起了法律界以及普通民众的广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

刑事辩护制度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司法界共同关注的焦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新《刑事诉讼法》体现了先进的司法理念,实现了与2007《律师法》的有效对接,在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同时,解决了律师在实务中所面临的会见难、阅卷难等执业难题。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相关权利的保障性和程序制裁性条款,且这有可能会影响到律师辩护权实质而有效的行使。     

11年前为佘祥林“杀妻”案作无罪辩护的律师榜上有名——“蚁力神杯中国律师·风云榜（2005）”隆重颁奖

2006年2月26日，由法制早报、lenews法薪传媒主办的“蚁力神杯中国律师·风云榜（2005）”在法制日报社举行隆重颁奖，11年前为佘祥林“杀妻”案作无罪辩护的何大林律师、代理新中国“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的钱列阳律师、代理日本掳役中国劳工“穴居人”刘连仁对日索赔案的中日律师康健、傅强、高桥融等荣获“十大风云律师”奖。     

农妇历经8年半为夫洗清“职务侵占”冤屈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宣告原审被告人周余强无罪。日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农妇李爱珍接受记者采访,当拿出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丈夫周余强无罪的再审判决书时,忍不住流下了酸楚的泪水。为了这份无罪判决书,她等了8年半,抗争了8年半,个中滋味,苦不堪言。承包期限结束一年后,丈夫突然被控职务侵占今年49岁的李爱珍是泰州市姜堰市(现改为姜堰区)开发区陈庄村的一位普通的农民,她曾有一个十分     

“哭泣”的古城墙

修缮后的河北省邢台市历史公园内古城墙发生两次坍塌的消息被《中国之声》和《燕赵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后,网友纷纷转载,一时间,震惊声、遗憾声、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呼吁加大保护古城墙力度,要求查明城墙倒塌的真实原因。如今四年过去了,这场“马拉松”式诉讼即将尘埃落定。     

“我们只怕被遗忘”

一位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抗战老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只怕被遗忘。”(5月10日《燕赵都市报》)     

“曲意释法”现象批判——以刑事辩护制度为中心的分析

新刑诉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理论上仍然要警惕"曲意释法"的现象。所谓"曲意释法",即公、检、法机关利用其解释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话语权",故意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曲解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涵,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辩方的解释,以扩张自身权力并压缩辩护权行使的空间、抑制辩护权的行使。"曲意释法"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将会极大地减损、抵消甚至架空此次     

把握死刑案件辩护中情与法的关系

刑事辩护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以“尊重人的尊严”思想为其根基，它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目前辩护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辩护权的行使让我们关注到情理的因素。正如著名新自然法学家托·富勒所言：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在强调犯罪嫌疑人、     

论刑事法官的审判思维 以应然与实然为研究视角

"法院是法律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在法官职业化语境中,作为法律帝国王侯的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有独特的法律思维。当法官的法律思维成为裁判具体案件的思考方式时,法官的法律思维即为审判思维。在审判工作中,法律经由法官之手转换成个案场景中的裁判,这一过程法官的审判思维成了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从刑辩“三难”谈刑诉法修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复杂多变的司法环境．虽然在1996年作过部分修正，但其先天不足和立法滞后的诸多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大量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辩护，全国刑事辩护率不到30％，《刑诉法》的修改迫在眉睫，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以律师刑事辩护为视角谈交叉询问的技巧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实现了纠问式庭审方式向控辩式庭审方式的转变。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4条、第145条又对发问的顺序进行了规定，即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简

辩护制度是否发达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内容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把辩护制度作为重点改革的领域,使我国辩护制度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迈进了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司法改革部分也涉及到辩护制度的改革完善。     

律师“刑辩难”的出路

律师“刑辩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只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关注。律师界一些仁人志士不惜牺牲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执业权利而与“刑辩难”苦苦抗争；一些同仁则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要么远离刑事辩护，要么得过且过，甚至采取麻木不仁的消极态度。可以预见，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困扰着而且还将在今后一定时期继续困扰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律师刑事辩护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疑问的提出，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刑辩难”的出路何在？一、解决律…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设立之争”

正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时,《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的通过使筹备已久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呼之欲出。跨区设立、集中审理还是三审合一?关于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模式成为民间热议的焦点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讨论已久的知识产权法院设立问题尘埃落定。跨区设立?集中审理?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设计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讨论由来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起,学界就有呼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