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间湖南民间文化观念与晚清湖南社会变迁

对于日益细化和深入的中国社会研究而言,民间社会中日常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生产生活实践等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湖南地处中国内陆,开发较晚,且是一个多民族、多移民的省份,其民间文化观念便形成了极端保守、排外,坚守程朱理学信条,讲气节血性、团结强悍刚烈的民风以及崇拜鬼神等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对晚清湖南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苗族农民的大起义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广大的领土上。他们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在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其中,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95—1797)的苗族农民大起义,是湖南、贵州、四川等地苗族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一次大暴动,其规模在苗族古代史     

清代同光年间土家族地区反教会斗争述论

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年(1865——1904年),土家族地区爆发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反教会侵略斗争,即所谓“教案”,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实为全国反教会斗争所罕见。土家族人民同汉、苗、侗等族人民一起并肩战斗,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本文就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反教会侵略斗争作一概略的述论。一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中国,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军事     

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历史教训

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历史教训许毅，王国华清代的历史，特别是１７世纪到１８世纪中叶，不但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社会经济也发展到我国历史上的顶峰。然而就在这个康乾盛世的鼎盛之际，统治阶级居功自傲，放弃了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积极进取精神，沉湎于歌舞升平、豪...     

丝棉之路:清代至民国年间滇缅跨国互补区域经济初探

在经济区域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根据区域内组成部分不同特点划分为同质区域经济和通过贸易联系、产业分工互补的结节区域经济.①清代中叶至民国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滇缅丝棉贸易发展,促使滇缅地域分工不断深化,形成了经济互补型的滇缅跨国区域经济.     

万历年间的盛与衰

“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1620年8月～9月,明光宗朱常洛年号。光宗系万历皇帝之子,继位仅一个月即去世--编者注）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律,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接着又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当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论清代民国年间全真道宫观经济与地方社会——以陕西留坝张良庙为个案的研究

信仰的神圣性是道教徒提升其世俗生活的精神情怀,而宫观经济则是道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道教而言,神圣信仰与世俗经济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消弭的矛盾张力。张良庙是道教经济的重要实体,从张良庙现存的碑记中可知增加宫观经济收入并非其最终目的,张良庙在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宫观经济的同时,发扬了道教济世利人的宗教理念,扩大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即张良庙在神圣信仰与世俗经济之间达成了一种理性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良庙宫观经济之发展可称为清代民国以来道教宫观经济发展之典范。     

清代锦屏苗、侗族人民的婚俗改革

近几年,锦屏县境发现了几块记录当地苗、侗族人民在清代进行婚俗改革的碑石,它们是:康熙29年(1690年)立于敦寨镇平江村的“功德”碑(其中关于婚俗的规定有两条),乾隆56年(1791年)及嘉庆12年(1806年)立于文斗乡四里塘的“恩垂万古”碑及“千秋不朽”碑,道光11年(1831年)立于启蒙镇边沙村的“八议”碑,同治5年(1866年)立于黎平县已得寨脚月亮田的“严禁”碑(参加立碑的31个村寨,其中黎平18寨,锦屏12寨,剑河1寨),以及光绪24年(1889年)同时分别立于彦洞乡的彦洞和瑶白两村的“定俗”碑。通过这几块碑石的碑文,研究清代锦屏人民婚俗改革情况,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如何对待当前社会上大操大办婚礼的陋习,是不无裨益的。     

戊戌年间的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等,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徐世昌早年为袁世凯幕僚,北洋政府时期曾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其日记《韬养斋日记》凡100册,计150余万字,记述了徐世昌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去世前一月,共五十四年间所见所闻所感。     

运河漕运进入山东的第一枢纽——台儿庄

正台儿庄最迟在汉代就已形成村落,在元代有所发展,建有土圩子。明代万历年间,京杭大运河改道由夏镇向东经台儿庄南下,台儿庄迎来了发展机遇,借助运河漕运黄金水道的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商贸重镇。《峄县志》载:台庄濒运河,商贾辐辏,圜匮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开通泇河,台儿庄成为大运河漕运咽喉京杭大运河原先不流经台儿庄,是从济宁沿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南四湖之西侧,经徐州与黄河交汇,然后借不老河转入邳县(今江苏省邳州市),     

清代冰嬉的盛与衰

从冰嬉中不难看出满族的民族本色,充分证明了清朝皇帝一直倡导的骑射、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的思想。     

清代的商识与商才培养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一直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思想政策为宗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直至清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慢慢向商品经济及工业社会转化,商品经济思想的出现解构了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许多著名思想家纷纷肯定商品经济为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新识。     

科举考试与清代中期的理学

清代中期,尽管汉学居于学界主流,但在科举取士方面,清廷仍坚持理学标准,甚至还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强化。同时,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并随时间推移,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样,乾隆帝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性理、经史兼重,取录人才方面广泛,更有助于统治者对士阶层的控制。如此一来,理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客观上有所下降。这也是当时学风变化,汉学与理学地位转换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论上海仓城漕运文化的商业化及其效益

本文基于对上海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实地调研，探讨了仓城漕运文化的商业化思路。仓城漕运文化的商业化应基于其独特的文化蕴涵，通过对仓城地区漕运文化氛围的整体性营造、创新性地设计漕运文化产品与服务，以及战略性地打造漕运文化产业链和历史文化产业集群，来有效地实现商业化。漕运文化商业化将给仓城地区的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对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牵涉到漕粮运输路线的变化 ,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区域的转移 ;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 ,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 ,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交通工具。因此 ,漕粮海运对于清代的社会变迁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钱谦益与天启、崇祯年间社会思潮

钱谦益的学术思想反映了明末清初复杂的社会思潮。本文以天启、崇祯年间为时间段,指出钱谦益是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经世致用、重返汉学、儒禅合流。儒禅合流与经世致用两种思想同时作用于钱谦益,使其呈现矛盾的两面,即在弘扬儒家教义的同时,也会抛弃名教信念,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迎降清军。     

清代文言小说的泛滥与规范

~~清代文言小说的泛滥与规范@段庸生$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重庆江北400067~~~~~~     

清代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史家对于中国史学之理论的认识积累了丰厚的遗产.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另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历史理论.清代史学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呈现出逐步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