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检察权配置原则的法律思考

检察权配置的原则是研究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性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简单列举、指导思想不明确、缺乏逻辑基础等缺陷。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强调对公权力的控制,而检察权配置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公权而保障人权。运用法治思维重构检察权配置的原则,以“三个兼顾、三个优先”为设定配置原则的指导思想,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缺陷予以补足。检察权配置的原则应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检察权配置应遵循四大原则,即合宪性原则、相对的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权力结构完整原则。     

我国军事检察权配置的反思与完善

军事检察机关是国家设置于军队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军事检察权源于国家检察权,科学配置和完善军事检察权,是检察制度包括军事检察制度改革创新的重要课题。     

检察权配置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清末、民国时期的检察权配置以日本为师,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检察权配置以前苏联为师,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当前检察权性质和配置问题,应当思考如何在中国刑事诉讼的传统构造中配置检察权,如何修正法律监督理论以完善中国特色的检察权理论等问题。     

检察权配置的原理

科学总结和正确阐述检察权配置原理包括检察权配置的内在要求和一般原则,是研究和解决检察权优化配置问题的理论基础。符合法律监督性质是检察权配置的根本要求,有效履行职责使命是检察权配置的直接目的,保证接受监督制约是检察权配置必须考虑的控制措施。检察权配置的一般原则主要有职责明晰原则、职能协同原则和效力保证原则。     

中国检察权及其权力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权产生于上世纪中叶,是社会主义制度一项重要的宪政成果.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和中国传统的检察制度,共同成为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经验材料和制度参照.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府两院"制政权结构模式下,法律监督权是中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和制度特征.检察权的配置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在宏观方面,以监督行政行为和法院审判为基本理念,强调逻辑理性和制度理性;在微观方面,以监督诉讼为主要内容,关注监督的现实需要和操作需求.     

我国各个时期民事检察权配置比较研究

我国法律中出现民事检察权的规定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的民事检察权极为宽泛,其行使涵盖了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下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较之清末则大为缩小,主要是一种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政权虽然关于民事检察权的规定差别很大,有的甚至没有规定民事检察权,但从总体上看,当时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建国初期我国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民事审判监督权、抗诉权、调取案卷等有关材料权等内容;文革中民事检察权则被取消;文革后恢复的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较之文革前急剧缩小,实际上真正能行使的就只有对生效判决的抗诉权。     

论检察权的横向配置——在公权力的扩张和制约中寻求合理配置模式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应围绕国家设置检察权的目标，并结合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以法治和民主为原则，遵循司法规律，同时参照他国检察权发展变化之趋势。随着当代国家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扩张，为了保证公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性，检察权也应随之扩张。面对转型时期日益高涨的司法需求，在和谐社会和恢复性司法的共同理念下，检察权需要增加相应的具体权能。科学地划分和组合权能，应以检察权制约和监督的对象为标准，兼顾诉讼程序的特点，设置合理的内部机构。     

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借鉴国外检察制度和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优良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前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检察权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强制力、各项权能存在漏洞等问题。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对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强化国家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文章通过对我国司法体制下检察权性质的不同争议入手,结合笔者自己的观点对检察权的性质加以概括,讨论对我国现有检察权进行合理配置所需要的基础,论述对我国检察权的合理配置进行完善性思考,希望通过对我国现有检察权制度地完善来达到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权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对检察权的定位不准确,导致我国目前检察权配置中存在检察官独立性不够、公诉权不充分、侦查权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现状,宜将检察权做双重定位,即法律监督权和司法权。     

对中国“检察一体化改革”的思考

检察一体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克服检察地方化,按照检察制度的内在规律合理建构检察权,这是与我国的基本政体形式相一致的.但是,定义良好的检察一体化改革是有条件的.审视我们现在对检察一体化改革的议论,主张权力的多,谈限制权力的少;谈确立权力的多,谈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和机制的少.而在这些条件被清楚地厘定之前,要推行和建立检察一体化改革必然是困难的,也缺乏应有的正当性.     

建立检察权内部制约机制的思考

现行的检察权内部管理模式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期检察体制创新必须以现代管理理念为支撑,以有效控制执法权为目标,探索建立检察管理新模式,实现检察权在内部制约机制下的独立运行,检察案件管理中心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机制.     

中国检察权建构模式下的实践形态反思

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存在多种学说,将其定位于法律监督权属于目前较为统一的看法。在我国的权力建构模式下,检察权若作为法律监督权,在规范层面,将面临很多法律层面的缺位情况。在实际运行层面,则存在着法律监督被放置于刑事诉讼监督、行政机关掌控检察机关的资源、检察权宪法权能与法律权能运行不协调、公诉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等解释难题。     

论我国检察权的范围

我国检察权的范围,较之英美法系国家为宽,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一致,但这恰与国际法上检察权的一般范围相符。面对我国检察权范围之演变,应在严格贯彻和全面落实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内涵的前提下,在既有职权范围的基础上,深刻挖掘本土检察制度资源,全面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论检察权的独立性

检察权的独立性存在障碍性因素,由宪法对检察权的独立性加以规定是必要和合理的。检察权的独立性有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内部独立涉及检察官与检察长之间的关系。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有其相对性,必须要处理好其与执政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     

论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调查权的范围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司法体制、检察机关的任务、司法资源;调查方式包括:案件受理权、直接调查权和间接调查权;从调查手段看,调查权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调查权是各国检察机关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力,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尤其必要,这是由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