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

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非常“显著”的时期。安倍在第二次首相任内,经常出访中东,特别是重点加强与中东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涵盖了石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领域。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是各种因素合力推动下进行的。日本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首要目标是要绝对维系与确保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以为日本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提供绝对支撑与保障,同时适时乘机扩展和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能够发挥出的独特外交影响力。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问题。未来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是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所以,未来日本客观上无法避免地还要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是否能够有效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将是检验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与日本整体外交智慧的“观察窗口”。     

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摇摆

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点,在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之间徘徊.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反倒变得更加浓厚.这种局面在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中达到一个高潮,而在福田内阁时期重新进入低潮.21世纪日本的对华外交究竟将做出何种抉择?目前日本还在几种选择方案之间动摇和彷徨.     

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准备走多远？

冷战后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安全关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的安全战略出现了有意制衡中国的实质性转变。日本开始寻求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并将此作为安倍内阁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意图主要包括：一是通过＂两海联动＂策略牵制中国;二是迫使中国陷入南海争端沼泽之中;三是借此压制中国...     

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刍议

日本安倍政府“巧妙”利用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0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频繁的政治互动与密集的经济合作，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维度上的政策拟合度。不仅如此，迫于现实与战略层面的利益考虑，安倍政府试图借助政治拉拢与经济控制，把东盟塑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战略盟友。但由于存在过分强调主观意志、工具主义与利益至上等严重的局限性，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外交战略注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也难以在现实层面拉拢东盟构筑对华包围圈。     

“安倍经济学”:没有“实感”的经济增长及政策错位

2017年"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其经济增长效应显现,不仅实现了二战后第二个长景气,而且也帮助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公民党联合)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然而,由于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乏力且企业收益不佳、失业率下降、工资低、就业环境恶化等原因,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由此,"安倍经济学"下的经济增长被称之为没有"实感"的增长。而经济政策相互矛盾且缺乏延续性,经济政策重点偏离经济现实等,安倍政府政策的失误和错位导致了"安倍经济学"的负效应。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安倍政府必须采取激励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和措施,消除巨额财政赤字,提高工资、刺激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实现有"实感"的经济增长。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高度重视与中东的关系,经常出访中东地区。频繁地访问中东,说明了日本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日本与中东关系的密切和深厚。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关注中东和平问题解决、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能源合作、地区与全球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日本深化与中东关系的动因有:确保能源安全、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彰显日本大国影响力、展示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奉行平衡外交、居间调停等。鉴于日本自身与地区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复杂因素,今后继续深化与中东的关系,日本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     

论安倍内阁中东派兵的决策、突破与目标

在美伊两国关系对立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2020年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部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情报收集。此次中东派兵,其决策过程完全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完成的,且基于中东平衡外交的立场而决定日本"独自派兵"。它既体现了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延续性,又在法律依据、日美同盟、政策路径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通过中东派兵,安倍内阁试图实现多重战略目标,派兵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具体实效。     

安倍为何要急匆匆访美?

从美国的角度看,安倍提出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可能危害到美国的亚洲政策。目前,安倍晋三政府正与美方协调,争取安倍访美早日成行。其实,2012年12月初日本大选前,安倍就曾私下咨询访美问题。据悉,安倍访美可能于2013年1月21日成行。     

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及其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安倍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的对美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安倍政府试图实现安倍晋三个性化执政理念、对冲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和制衡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三重动因。尽管2021年前后日美两国均迎来了首脑更替,但由于后安倍时代的日美两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因而岸田文雄政府将基本延续安倍政府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在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尝试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受此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举措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     

佐藤内阁时期“日台”关系

从 1 952年“日台条约”的签订到1 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为止 ,日本一直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纵观这二十年 ,日本历经几次内阁更替 ,历届内阁虽然继续坚持对台保持“外交关系”的基本方针 ,但在具体的对台政策上却存在着差异。例如 ,吉田内阁、岸内阁与佐藤内阁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对台亲近的政策 ,而池田内阁、田中内阁却采取了对台疏远乃至断交的政策。其中 ,岸内阁和佐藤内阁尤以“亲台反华”而著称。岸内阁之所以“反华”是主要为了实现修改安保条约的外交目标 ,那么 ,佐藤内阁“亲台”的根本动因又是什么呢 ?本文拟…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安倍经济学时期的日本外贸战略分析

二战后的日本外贸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99年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化战略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2年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第三阶段是"安倍经济学"时期的"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安倍政权意图以TPP规则来主导美国、欧盟、中国参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但美国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不仅动摇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也将对"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日本需尽快促成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的实现,以此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作出贡献。     

从永久中立到依附美国——简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

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从非武装化的现状出发,积极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概而言之,其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决策层最终选择依附美国,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被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安倍内阁的国家安全政策走向特别值得关注。     

日非经贸关系及安倍政权的对非经济政策

日本对非经济关系虽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进展缓慢,日本学界及经济界也常常批评日本政府对非洲不够重视。90年代以后日本充分利用非洲发展会议（TICAD）这一平台,全方位地加大了对非洲的关注力度,尤其是目前的安倍政权更是推出了一系列的非洲经济政策,旨在增强同非洲各国的经济关系,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国际话语权。     

日越防务合作动因分析——以“海上安保能力强化项目”为例

第二任安倍内阁以来,日本和越南在军队高层互访、多领域安全合作、日本海上自卫队停靠越南金兰湾等诸多方面进行防务合作。日越防务合作符合越南“全面外交”的外交方针和日本的印太战略。日越防务合作的动因主要为地缘战略动因(日越共同利益、印太战略需求)和经济性动因。但囿于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日本国内外的巨大舆论压力,两国间的防务合作前景并不确定。     

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的两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进行的仍处于其延长线上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日本政治体制转型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权力向以总裁为核心的执行部集中。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制度性效应即内阁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出现"首相支配"现象。"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总裁)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同时,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首相则有必要在参议院与联合公明党共同通过法案的参议院自民党合作。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     

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过程及主要内容和特点

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欧日EPA)于2019年正式生效,对世界经济格局、国际贸易规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运用采访资料以及新闻报道内容,对双方的谈判过程进行了梳理,将其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是民间提案阶段、官方商议阶段、谈判的开始、停滞与完成。文章对协议文本的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以及贸易规则领域进行了概述,并将其与日本签署的其他协定进行对比,总结出欧日EPA具有欧盟特色鲜明、标准高、日本让步程度大以及自由化程度高的特点,同时谈判过程受美国影响较大。欧日EPA是安倍政府时期贸易政策的重要一环,将欧日EPA作为一个案例分析日本在贸易政策领域的变化以及诉求,对中日贸易合作与交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签署都有着重大意义。     

试论日本政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政局的变化对日本对内外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局自90年代初即进入了新旧体制转换时期。1993年8月,日本七党一派联合取代自民党,成立非自民党系的联合执政党内阁以来,日本政局接连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1994年以后,各派政治势力进一步分化改组,政局出现了持续动荡。 首先,1994年一年内日本内阁首相三度易人。由七党一派细川内阁到羽田内阁,再到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党三党联合村山富市内阁,内阁走马灯似的换了三届,执政党两度更替,这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实属罕见。更富有喜剧性的是,二战后在日本政界长期对立、相互攻讦的自民党和社会党在这次分化改组中居然短时期内尽弃前嫌,携手     

安倍政府的中亚ODA政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以ODA政策为外交工具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且多年来位居对中亚五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前三名。安倍上台以后,日本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不仅提高了援助总额,而且还加大了无偿援助金额,并调整了重点援助国别。其ODA项目表现为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关注民生工程为亮点,以及重视对中亚地区的价值观塑造、积极参与联合国提倡的合作项目等。其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有四点:"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推动下对一流国家地位的追求、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受到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催化影响以及意在"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从实施效果和影响来看,日本对中亚调整后的ODA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发挥政治影响力不足、难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目标以及受到日本国内经济问题的制约等;而最重要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日本在中亚社会基层民众中的受欢迎度,这将成为日本进入中亚的潜力。安倍政府对中亚ODA政策的调整不会在政治、经济和能源方面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但其ODA政策的成效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中亚、建立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实现"民心相通"等目标提供了启示。中国应在中亚地区重视民生工程,在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同时注意环保问题以及加强双方各层次人员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