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卖淫罪的变革、思考及立法修正

《刑法修正案(九)》对强迫卖淫罪有重大的修改,废除了死刑配置,由"情节严重"代替具体的量刑情节,增设了保障未成年人权利和数罪并罚的条款,充分体现了我国利用刑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国在修订刑法时,应当将强迫卖淫罪的主要犯罪客体规定为公民的人身权,增添相应的数罪并罚的罪名,完善本罪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障。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完善

我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范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为样板,在相关法律中确立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同时丰富我国现行刑法中相关罪状的内容。还应当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之"侵犯"行为方式加以深入研究,使个人信息类犯罪的风险具体化。应当严格规范信息持有者的刑事责任,进而从源头上遏制住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发生。     

公民意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

主持人语: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公民意识"成为十七大报告的亮点之一。"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身权利与责任的自觉体认,它包括公民政治参与和诉     

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刑法作为对法益的事后保护和风险的事前控制规法,能更好地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功能,丰富刑法益的内涵。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是现代刑事政策改革的运动方向之一。但如果对风险刑法的存在基础"风险"界定不明,则可能偏离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应当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

大数据带来的现实难题亟需重新审视"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鉴于本罪保护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双重法益,遵循以信息安全为侧重的二元价值观,因此其概念应直接界定为:可直接或间接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各种静态信息以及反映个人活动情况的各种动态信息,其中将识别性的强弱结合数量来界定刑法风险的有无。此外,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内的"公民"一词不应被删除,以及自我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尤其对其的整合也应受到保护。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理念和限度

民间融资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有其存在机理。对民间融资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解读是从政治和阶级属性的界定,忽略了其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刑法规制民间融资应当确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利的理念,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秉持适度包容意识,遵循最后性、有限性、被动性的原则,将民间融资的入罪范围压缩到最小。     

欧洲四国公民意识面面观

"‘我们是人民!’—这句话是追求自由、主人翁意识和公民意识的体现。"2007年10月4日联邦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德国统一日授勋仪式上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欧洲人理解的公民意识的内涵。公民意识源于公民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价值

本文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等视角,探析了吸收和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公民的守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刑法谦抑性新论

正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能够用其它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使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罚手段调整的尽量不用较重的刑罚手段调整。探索中国当前刑事法治中贯彻刑法谦抑思想的途径,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权,也是刑法自身的要求和必然归宿。一、刑法谦抑性的内涵所谓刑法之谦抑思想,是刑法应当基于谦让抑制之本旨,在必要及合理之最小限度范围内,给予以适用之法思想。此思想,系将刑法作为保护个人生活     

小学生公民意识培养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是"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如何在教育中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让孩子们从小去体验和感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是教育者需要研究的新课题。一、小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问题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化,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影响与学校德育的滞后以及家     

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的培育和提升

公民作为环境治理多元主体之一,其主体意识的提升对于推进环境治理共享共治,有效解决生态问题、革新公民生态意识与约束公民生态行为,以及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培育提升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水平不足而产生的主体困境,公民环境治理意识与行为相脱节而带来的实践困境,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大环境不成熟而导致的社会困境,生态教育与环境治理要求不一致而产生的教育困境等。培育和提升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需要转变其思想认识,养成生态道德;需要强化制度型构的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关注环境治理实践,提升公民参与治理的获得感;需要加强生态教育的力度,推进公民环境意识的发展。     

“百姓”称谓与官文化残余

明显地渗透着官文化意识的"百姓"称呼,我们可以尽量地少用或不用,而以"公民"的称呼取而代之,努力实现从百姓意识到公民意识的逐步转化。     

报刊揽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应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刑责"网上通缉已经超出了道德谴责的范畴,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益。"近日,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刑法     

如何区分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升公民政治素养,是党的十七大以来重要思想之一。《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根据这一精神,在课程目标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提出:"树立规则意识、法制观念,有公共精神,增强公民意识"。相对于原来课标(实验稿)观点,第一次出现了"公共精神"概念。什么是公共精神?它与教材中提到的公民意识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其产生、概念、内涵、性质和特     

谁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信息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中越发凸显。有的商业机构为了企业发展,不择手段地获取并使用这些信息;也有些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犯罪分子肆意买卖信息,非法获利,这严重危害了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为此,研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机制,有助于开辟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路径。     

公民社会建设的战略研究——论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为

公民社会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人之"主体性"在全方位的生活领域与公共世界中的彰显,是人的主体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通过公民教育来进一步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培育出无数健全自律的公民,建设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既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洪流中,无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村官浩浩荡荡地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建功立业。他们带去的除了农民急需的科学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所赋予的公民意识。重视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公民意识普及作用,完善大学和民间的契合机制,是推动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     

不违法但方式欠妥

正送"不作为"锦旗并不违法,但其维权方式却欠妥。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送"不作为"锦旗亦属于公民批评和监督权利范畴,不应被认定为非法游行、示威。退一步说,即使是非法游行、示威,也达不到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拒不服从解散命令"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基本构成要件。公民表达诉求既要合法,也要合理。送"不作为"     

从形式到实质:论刑罚的正当性

作为由国家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者剥夺某种权益的制裁方法,刑罚体现了国家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特殊关系。国家为什么可以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此谓刑罚的正当性问题。作为刑法信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刑罚的正当性必须进行全面和完整地证明。传统刑法学理论主要用"国家及其代表具有使用刑罚的权力或者资格"、"刑法的任务和功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罚目的"等四种方式进行回答。本文认为,刑罚的正当性应该从"来源正当"、"形式合法"以及"实质合理"等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进行证明和把握。     

“文化强国”战略下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路径

政治意识文明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精神支柱。在新时期下,以"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作为契机,努力推动我国的政治意识文明建设,通过提高公民的文化自觉性,积极培育公民文化,吸收中华文明中政治意识文明的积极因素,促使公民形成正确的政治思维和判断能力,能够极大地推进我国的政治意识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