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核安全治理需超越“大国主导”模式

国际核安全问题的解决依靠合作,无论是技术和管理上增强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安全性,还是打击国际核恐怖主义,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加强全球核安全治理需要超越大国思维,考虑无核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对核安全治理进程的民主参与。     

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充分认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冲突，气候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围绕构建合作制度谈判的轨道也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演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不断推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同时国际及国内市场碳交易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正效应。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将在动态中寻求演变与发展。     

浅议全球环境治理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已迫在眉睫。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要求探索全球环境治理,各国只有携起手来正确处理与协调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拓展和深化国际环境合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共同为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提供"中国方案"。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可以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不断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需要在国际间搭建有效的对话平台,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合作所需的公共物品,并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话语体系。     

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机制

一、城乡社区治理与利益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governance)的界定,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互动过程。这一持续互动过程的基础是利益的协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北大核心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公安院校警务合作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背景下，世界各国命运相连、利益交融，实现共同安全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警务合作国际组织在打击跨国犯罪、维护全球与区域安全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警务合作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旨在搭建全球警务信息交流中心，收集各国警察机构分享的警务信息，     

金砖国家合作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现行国际体系的一些弊端使得金砖国家不得不通过加强相互间的务实合作,以增强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以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有效维护自身利益。金砖国家本着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了五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高。放眼未来,金砖国家合作不仅有利于金砖国家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思想的更新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致辞中指出:(我们要)"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从而提出了全球治理思想要更好为全球化服务的课题。冷战后至今,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上看是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缺乏正确的价值核心,死守西方利益本位;缺乏正确义利标准,深陷"零和博弈"的低效模式;缺乏正确的国际主体身份观,加剧了全球治理脱序。全球治理亟待新思想方案指引,而"一带一路"可以实现全球治理思想转轨。价值核心上,从西方中心主义向"共商、共享、共建"转轨;义利标准上,从"零和博弈"向"互利共赢"转轨;身份定位上,从"文明冲突"向"开放包容"转轨。对于"一带一路"实现全球治理思想更新的路径,首先要立足"世界岛",推动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为"共商、共享、共建"价值原则夯实基础;其次要打造全球治理新框架,树立"互利共赢"的利益思维;最后要重视文明交流,实现文明互鉴,走向"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繁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

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乎全球治理的具有战略高度和世界情怀的宏大时代课题。从全球治理现实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的全球治理理念表征着全球治理的多重挑战,其现实指向性是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共同利益,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有着质的不同的治理方案,无论是从人类制度的多样性来看,还是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发展目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来看,都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寻求替代现行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治理方案的可能性选择。     

全球治理中的跨国反洗钱台作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问题而变革传统治理模式的一种构想,它的兴起为全球反洗钱控制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跨国反洗钱控制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的制度性合作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性与约束性的治理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家行为主体在跨国反洗钱的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参与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赤字＂问题。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中国贫困治理国际合作的观念变迁与实践历程

中国是全球贫困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在努力完成自身脱贫攻坚任务的同时,将减贫领域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开展国际贫困治理合作,推进全球贫困治理。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参与”到“引领”:金砖国家全球治理角色转变问题初探

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以美国为首的作为旧体系主导者的发达国家却出于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此背景下,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日益紧密的"金砖国家",迎来了实现角色转变--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大好历史机遇。美欧发达国家的排斥与抵制,金砖国家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的相对不成熟,构成了掣肘这一转变的主要障碍。解除障碍的可行途径则在于:依托已有机制加强同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扬金砖精神,不断凝聚共识,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合作平台。     

外交领域的突破与创新

<正>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扩大彼此利益的契合点,探讨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使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G20圆满地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预期目标,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广阔战略视野和博大气度胸怀。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海河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效益具有强外溢性,必然求地方政府打破"行政区行政"及"部门利益梗阻",达成政府间合作.对海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府际合作的推进动因、运行机制与合作效果.研究发现,海河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在体制内行政力量和体制外利益机制的推动下,合作行动目标明确,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