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     

新的全球经济衰退是否正在孕育之中?

当今对全球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是三大经济体──美、日、欧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情况下 ,三大经济体经济的浮沉起落 ,本来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走向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走势 ,与欧盟相比 ,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重大。这主要是由于中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以及美日经济之间的联系性所决定的。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美国、日本在资本输入和经贸合作的领域都相当广泛。因此 ,在 2 0 0 0年第 4季开始的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所出现的明显回落 ,尤其是 9月 11日美国世贸…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产业政策实践与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协调

修复并提升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大飞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三个关键的制造业领域,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各自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塑造了美国与欧盟在产业政策摩擦与协调中的激励环境和议价能力,推动双方在不同行业形成了差异化的竞合模式。产业政策议题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引起的外交分歧,不仅缘于争夺市场份额的经济逻辑,也缘于双方经济体制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拜登政府强势的产业政策实践,对依赖竞争政策进行经济与产业治理的欧盟造成显著冲击。面对美国强加的竞争压力,欧盟在实施产业政策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在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着双方化解产业政策摩擦与深化合作的能力和效率。     

日本金融领域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关系的演变

行政监管领域行业监管和竞争监管是规制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政府经济政策上表现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的关系问题。日本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形成了严格的竞争监管和金融监管框架,伴随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金融领域出现了长期竞争监管当局淡出、金融监管当局主导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放松金融监管中的限制竞争规制,在金融领域融入了自由竞争理念,特别是日美经贸摩擦时期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形成了以金融稳定为共同目标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协调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欧美国家强化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背景下,日本并没有采取特殊措施,在危机过后的10多年间,建立了新型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协调体系。     

关于日美经济摩擦问题

提起日美的经济摩擦,一般要追溯到日美围绕纤维制品的对美出口问题进行的日美谈判。1961年9月,争执最终结果达成妥协。1972年4月,决定把日本对美的钢铁出口限制延长3年。1977年3月,日本自主限制对美的彩电出口。1978年3月,开始限制机床出口的最低价格。又于1981年5月,开始限制汽车的出口。 1985年美国的对日贸易赤字达462亿美元。根据关贸总协定的报告,1984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出品国,超过于西德。 1月,市场各领域的协议开始,以电力通讯、医药品、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林业产品(第二年5月又追加了运输机械)为讨论对象。6月,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认为日本半导体侵入威胁其国内产业,根据通商法301条提起诉讼,于是,美国通商代表部(USTR)就开始进行调查。     

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经贸战略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恢复,日本对美出口开始快速增加,1965年,日本首次出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后整个对外贸易也出现顺差,并且连年累积,其数额越来越大。与日本相对应的美国贸易收支却在1971年出现逆差,这是此前8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从此连年持续赤字。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对日贸易逆差,美国对日本的逆差1965年为4.4亿美元,到1969年增加到15.6亿美元,1972年迅速增加到49亿美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贸易逆差迅速增加,1987年已高达598亿美元;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日逆差基本上是在500亿美元上下波动,到1998年达到创记录的63…     

美日移交琉球行政权谈判中关于核问题的交涉始末

2009年1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曝光了日美琉球"核问题",这在日本政界和日美关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认为,美日在琉球核问题上的立场与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紧密相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者实现的时间和条件。而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又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对日战略,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在美国统治琉球的27年中,美国对琉球的政策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其基本的宗旨一直是维护、巩固和发展美日同盟,将日本培养成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远东形势,特别是日本本身的变化,是美国对琉球政策包括对琉球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盟国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滥觞

盟国占领时期的日美关系处于一种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特殊状态,美国基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在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之际,为确保对日占领的顺利实施,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外交举措,并为其后日美关系的顺畅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巩固和确保美国在占领时期的改革成果,洛克菲勒三世在访问日本后撰写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在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报告书中规划的长远目标为推动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东蒂汶等国时,当地民众团体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对慰安妇给予赔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战争与战争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然而对于站在新世纪人口处的日本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却依然现实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东亚政策对日本赔偿政策的影响出发,阐明日美应承担的责任,分析"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的对外赔偿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是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结果之一,配合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开展,亦使得日本推行"赔偿外交"成为可能。     

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

冷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谋求面临各种直接或间接因素的制约,而美日同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则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变量.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对日本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它在为日本安全提供"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同盟作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内在地限制了日本作用的发挥,使日本基本上没有机会实现在朝鲜半岛事务中谋取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企图.     

中日经贸关系的新动向及发展趋势

在地缘政治风险增大、美国贸易保护趋势增强、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日本积极促进国内结构改革的形势下,改善中日外交及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突显。进入2017年春季,中日关系出现向好迹象。钓鱼岛事件后低迷数年的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融合作领域呈现企稳回暖态势,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     

日本经济走向复苏

日本经济萧条持续了十年,2002年初景气终于探底,进入2003年以后,继续保持回升势头.此次景气回升既有经济周期性的原因,也有美国、东亚经济好转给日本带来的恩泽,同时与"小泉改革"也不无关系.这次景气回升是企业设备投资扩大带动的,标志着日本经济向自律性复苏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复苏.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官僚——以国家发展模式转换为视角

官僚在日本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国家主导下所推动和进行的.作为国家的行政主体,日本各省厅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巨大的社会作用反馈到政治上客观要求官僚机构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实现,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开始从"国家主导"向"民间/市场主导"转换,然而日本的政治进程并未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迫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压力和日本各界日益高涨的"官退民进"的呼声,冷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的行政改革,使得日本官僚机构在日本社会的活动领域和干预程度日益减少,相应地其在日本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从"匿名的政策决定者"变为"单纯的政策执行者".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