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构建:顶层设计与引领因素

作为较早进行北极研究的国家,德国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北冰洋航道全线开通的愿景,使得德国将参与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10月,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从而承认北极事务与德国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德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驱动力,一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二是北冰洋航道开发带来的经济机遇。本文概述引领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时代背景、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因素,并梳理北极研究活动与德国的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德国依靠环境议题设置来获得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做法,对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事务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日本ODA—ADB框架下的开发援助及其启示——以南亚地区为例

日本是参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要国家之一,也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实际领导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已经建立了成熟的ODA-ADB框架模式,无论作为双边援助体系中的援助国,还是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的领导者,日本都在不断追逐自身利益并推进国家战略。通过近年来日本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的开发援助活动可以发现,两种貌似不同的援助方式,实则指导思想别无二致。日本在南亚地区开发援助的信念与实践充分反映了二者从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彰显其意欲扩大地区性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企图。     

国家战略视野中的亚太区域旅游合作

亚太地区是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对于中国参与亚太旅游合作,应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加以审视,应以经济互利互惠的"富邻"战略、对话与文化沟通的"睦邻"战略、国土安全与和平的"安邻"战略为目标,全面开放与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旅游,并通过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中国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本文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的亚太旅游合作环境及战略架构进行了探讨.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试论美国“全球公域”资源开发政策

"全球公域"中所蕴藏的资源丰富,经济价值可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对各类"全球公域"资源的利益博弈未曾间断。美国依靠其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深入探索"全球公域",发现其中的资源。资源开发问题与主权问题、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常常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平衡多种国家利益。在国际社会为任何一种"全球公域"资源开发问题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美国都在发挥其影响力,力图使国际制度向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     

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日本“国家正常化”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

战后,由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美国占领当局直接主导了日本的非法西斯化改革,日本的对外政策也被纳入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框架内。正因如此,战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进程与美国的亚洲地缘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日本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哨兵,日本在"旧金山体制"下获得"独立"和国际空间。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战略,日本乘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展自主权。尤其进入21世纪,日本通过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近年来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日本借机加快修宪活动和军事"解禁",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步伐。     

日本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表现、原因、挑战及走向

鉴于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近年来不失时机强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着重聚焦于推动解决该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海洋合作、能源合作、难民救助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继续巩固深化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也逐步拓展对突尼斯、利比亚与叙利亚等影响力较小国家的外交。日本不断加强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可以从谋求地缘战略利益与彰显全球影响力等多方面来分析与解读。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将会面临着一些挑战与问题。     

安倍政府的中亚ODA政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以ODA政策为外交工具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且多年来位居对中亚五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前三名。安倍上台以后,日本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不仅提高了援助总额,而且还加大了无偿援助金额,并调整了重点援助国别。其ODA项目表现为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关注民生工程为亮点,以及重视对中亚地区的价值观塑造、积极参与联合国提倡的合作项目等。其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有四点:"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推动下对一流国家地位的追求、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受到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催化影响以及意在"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从实施效果和影响来看,日本对中亚调整后的ODA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发挥政治影响力不足、难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目标以及受到日本国内经济问题的制约等;而最重要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日本在中亚社会基层民众中的受欢迎度,这将成为日本进入中亚的潜力。安倍政府对中亚ODA政策的调整不会在政治、经济和能源方面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但其ODA政策的成效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中亚、建立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实现"民心相通"等目标提供了启示。中国应在中亚地区重视民生工程,在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同时注意环保问题以及加强双方各层次人员的交流。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CSSCI

日本的战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大因素共同塑造的。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化风险为机遇,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日本采取三方面的政策举措:补齐军事力量的短板,推进联盟安全体系的多元化;实施经济安保战略,重组供应链和确保技术优势;推行体现日本价值观的制度战略,谋求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便乘机达成引导国际秩序重塑的方向,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国的夙愿,表现出浓重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但对日美联盟战略基轴地位的顽固坚守和对中美不对称依赖脆弱性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日本无法从根本上平衡自主与追随、依赖与"脱钩"、改革与"辅成"的三重矛盾,要想利用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的"空间"来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并不容易。     

日本新媒体对华外宣探析:战略、路径与特征

日本近年来开始重视利用新媒体强化对华外宣,涉华报导上出现新变化。首次制定针对社会性网络的"SNS"战略,意图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性新媒体宣传网络和统合从官方到民间的横向宣传管道,加强宣传日本在领土和历史认识上的主张;积极谋求利用我"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平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推进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日本新媒体外宣已成为贯彻国家战略意图、进行外交博弈和舆论战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对中国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亦构成一定危害。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研究

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现行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系统性特征之一。这些国家既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内部战略需求,也有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外部战略需求,均希望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俄罗斯与新兴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是促使俄罗斯强化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因。相较于G7,无论在国际贸易、金融改革还是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均愈发紧密。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存在身份和利益张力,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徘徊在G7国家与金砖之间。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战略考量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战略考量,在三种思考模式下发生变化。首先是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作为贸易大国的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担心利益受损,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态度。其次是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经过测算,日本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日本企业不能丧失机会。第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基于外交思考,特朗普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主要国家就"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而安倍也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开始转变,在保持谨慎的同时,通过有条件的支持,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东南亚国家核能发展战略与新动向分析

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上涨以及能源需求的日渐扩大,东南亚国家将目光转向了核能,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甚至柬埔寨等国都相继提出了核能发展战略,并计划于2015年建成东南亚第一座核电站。但这些国家对核能的监管等能力受到东盟内外的质疑,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后,东盟国家的核能开发战略以及与此相关的环境安全等问题引起全球的关注。东盟国家的核能开发战略可能放缓,但这些国家的核能开发计划不会完全停止。     

马来西亚海洋经济发展:国家策略与制度建构

海洋产业是马来西亚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海洋经济是马来西亚"2020国家愿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21—2025)和"2030国家议程"的重要内容。为促进海洋经济的良性发展,马来西亚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进程中推行务实外交,努力构建周边和平环境,对中国实施南海"安静外交",引入国际力量参与油气资源开发,塑造利益共同体。在海洋航运方面上,完善国家海洋航运服务体系,积极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地区和国际航运经济合作。在海洋旅游方面上,则是做好国家战略规划,加强国家海洋旅游资源的国际推介,建构旅游资源保护机制,稳固海洋旅游经济发展基础。这些策略的选择和制度的建构,改善了马来西亚海洋经济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弥补了其发展海洋经济的能力不足,有效维护与拓展了其国家利益。     

美国与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

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构建是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意图和目标就是:凭借强大的航空权力和综合实力优势,主导战后国际民用航空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拓展美国的全球航空利益。为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对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政策筹划与制度设计,先后提出了"罗斯福备忘录"、"3·24备忘录"等政策计划。此后,美国以其政策计划为基础,积极敦促有关国家参与国际民用航空谈判,最终推动了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美国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     

国际开发援助与韩国的外交战略：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开展国际援助首先要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能成为受惠国楷模的制度健全性。近来，随着韩国有关国际援助预算的急剧增加，政策决策者和普通人都很关注国际援助，但似乎并没有入从韩国外交利益和外交战略的角度分析和考虑国际援助。现在，不仅要充分尊重国际援助意向的纯粹性，同时也要从外交战略角度，即从“与国家利益的结合”出发，认真思考国际援助。我们应以战略性的高度，把国际援助提高到与韩国的国家实质性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的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