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与政党治理

治理理论系统地构建了社会自治管理、社会与国家合作管理的理论体系,为社会参与管理环境构建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实际上是在指导社会参与管理、改革传统的管理思想的同时提供了一套衡量管理过程和效果的测评体系。治理理论对于政党自身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政党治理主要的依据是党章。运用治理理论检视世界各国政党的党章,可以发现,世界上多数政党的章程是单一的组织章程,从一开始就注意对党的行为进行规范,对于政党的组织治理起到了良好效果。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总纲加章程的形式。利用总纲实现政治思想的一致和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身治理过程中的优势,而党的组织章程建设方面的不足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治理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以组织治理理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加强党的章程建设,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将会有较大帮助。     

2003—2007社会治理研究回望

学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基本上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进行了研究。综其内容来看具体包括社会治理理论的引入与反思;NGO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及社会治理结构与模式研究等方面。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浅析新时代我国的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社会治理经历了由统而治之、分而治之到专而治之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领域逐渐成长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区域,我国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上对推进社会治理进行了理论创新,在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基础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此,我国政府必须从治理向度、治理视界、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等四个方面构建社会治理的政策价值,才能为推进社会治理提供政策保障。同时,我国政府还必须强化党的人民利益观、引领意识和社会响应能力,才能在推进社会治理中厘定代表谁、领导谁、领导力等三大实践面向。     

多元治理视角下政府规制模式建构

与治理理论的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在政府改革领域流行着“放松规制”的思潮，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根源。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反思，重估政府规制的价值，建构在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上的政府规制有别于政府干预主义，尤其在多元治理模式下，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能够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因此需要我们重新探讨政府规制的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协同治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参照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协同治理作为治理的内生语义与核心要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跨学科吸纳性、治理理念上的共治共建共享性。协同治理与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现实国情、政治文明推进、人本政治目标构建三个维度上具有耦合性。当前,应当从树立党委政府统筹主导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协同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制度平台、合理配置社会治理资源以激发治理主体的创新活力等方面着力,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实践。     

西方治理理论引入的社会条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学术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政府与市场二分的一种超越,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治理在西方的盛行,必须存在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或者说是载体。因此,在没有对引入治理理论的社会条件加以客观理性分析之前,不要把治理理论当成包治百病的妙方,更不要盲目引入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

协商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有效适用问题,而不是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社会进行简单嫁接。当下中国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协商治理研究的泛化倾向、协商治理主体的权威流失、协商治理官本位思想浓厚、协商治理共识难以形成。破解之策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主体权威、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现代模式。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问题探讨

<正>推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已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各地基层政府也在通过各种形式探索符合各地情况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培育社会资本作为提高社会治理绩效的长效手段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系统的研究成果还较少。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构建社会资本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关联,系统阐述社会资本对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当前基层社会发展实际就如何培育优     

治理韧性：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理韧性作为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视角愈加成为学界及政府界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公共政策实践中，由于缺乏对治理韧性的理论溯源、概念辨析与场域锁定等的准确甄别，因此产生了治理韧性本质内涵解读差异化、形式外延界定多样化的认知分歧。本研究尝试将治理韧性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特定场域中，揭示了“调适有度”是社会治理韧性的本质，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与目标精度是识别社会治理韧性的维度坐标。提升社会治理韧性，必须从授权赋能、社会凝聚、共同富裕、敏捷治理等方面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从而增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国外治理理论研究:进程与争鸣

治理理论是国际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跨学科理论思潮。本文系统梳理了二十余年来国外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及主要论争。治理理论的核心是:以政府为主体、以纵向命令控制为特征的传统层级制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政府面临的各种危机,因此,国家应该进行分权化和去中心化改革,让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基于对国家作用的不同理解,治理理论分为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治理理论在概念和论证逻辑上具有模糊性,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范式。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处理好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间的关系。     

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同党和国家所有工作一样,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区域治理: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治理模式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似乎预示着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 ,治理被成功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实际操作领域。区域治理则是治理模式与地区主义进程的巧妙结合 ,而欧洲联盟通常被认为是区域治理的一个成功模式。本文分析了地区主义与区域治理的互动关系 ,介绍了欧盟的治理模式 ,并以此为基础 ,展望了未来区域治理的发展趋势     

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流动商贩治理

流动商贩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与范畴,他们之间在理论基础、目的与结构要素等方面有共同之处,因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的流动商贩治理存在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模式强力因素明显、治理成本较高等问题。在新型社会管理模式下,对流动商贩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实现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机制、治理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