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驻村“第一书记”的行动壁垒如何破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国家层面以"精准扶贫"为抓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乡村实践。作为组织力量在乡村社会的直接嵌入,驻村"第一书记"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驻村"第一书记"为联结点,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克服各种壁垒和障碍,实现第一书记与乡村发展的有机衔接,是推动乡村地区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意义及其完善路径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来,如何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三治融合"对乡村基层治理的作用不仅引起学界探讨,而且是基层工作者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着眼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分析走"三治融合"之路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实践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乡村文化衰落与当代乡村社会治理

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深刻变迁,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随之遭遇了重大转变,但并未质变的熟人社会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基础。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曾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考究乡村文化的"历时"和"现时",衰落成为乡村文化的当下生存状态,渐行渐远的乡村忌讳和日益飘零的乡风民俗是其表现形式。乡村文化的日益衰落并不意味着其丧失了存在基础、丢失了社会功能;相反,新形势下挖掘社会治理的文化,可能或可成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路径。     

关于推进贵州民族特色村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建设的建议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民族文化丰富多元,民族特色多姿多彩.少数民族村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承载了民族发展变迁、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了民族团结发展、脱贫攻坚的历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五部分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键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重要方向.2018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中第六章提出要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由此可见,乡村治理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现代人、民治与乡村治理——基于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视角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终点是"民治",那么以权利义务观念明晰的"现代人"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乡村治理着眼于长远的谋篇布局。而针对当下管控行政的权威危机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乏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只有实现两者的外在平衡,使两者真正内在融合,才能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改善乡村治理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     

乡村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结构、价值与可行性

近几十年来有效破解乡村治理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乡村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之"新"逐显端倪。因此,对乡村治理主体、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行考察分析,其符合现代乡村治理的新指向,符合现代国家治理建构的逻辑机理;符合乡村治理中的内外部环境需要,从而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给予美好的愿景,为推进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治理结构等发展、创新提供参见。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让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乡村社会治理应融入更多优秀农耕文化,将农耕文化中"自信、有序、淳朴"等文化内容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以"自信"文化推动乡村自治、以"有序"文化推动乡村法治、以"淳朴"文化推进乡村德治。     

试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政策创新。培育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无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重要举措。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通过参与乡村思想文化建设,促进"乡风文明";通过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确保"治理有效";通过助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生活富裕"。     

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能力紧密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能力及国家能力的行使中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国家能力的高低可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检测,而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协商与沟通的能力。本文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通过梳理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逻辑,揭示了不同时期国家能力强弱尽管有所区别,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利良性互动关系。其症结在于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强化"有形"的国家能力建设,而忽视本应与国家能力同步增长的"无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能力建设。因此,乡村治理结构未来走向是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路径是大力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改进乡镇政府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从而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试论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正>纵观历史,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的沟通民众和政府、提供民间人才储备等重要作用,值得反思借鉴。乡贤群体是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随着时代发展,"新乡贤"群体不断成长壮大,已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优良传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优势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探究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面临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治理理念和方式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推动"三治"融合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     

“面子观”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会中,"面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在乡村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中,我们应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面子观",将个人面子的争取与公共秩序的构建相结合,充分发挥面子在乡村中的"通货"作用,使乡村社会井然有序,并充满人情味。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创新 ——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

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乡村产业空心化、传统文化没落、道德权威弱化、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与发展乡村传统伦理文化推进德治、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推进自治和加快特色经济发展推进产业振兴,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成为基层组织和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本文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以下简称"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对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既是推动乡村善治的前提，也是乡村治理显著优势的重要体现。党建引领具有保证乡村治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优势，具有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功能性优势，具有保障乡村治理中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性优势。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强化党组织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显示出良好成效。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路径在于强化组织建设实现党建引领政治优势，构建党政复合治理体系实现党建引领功能优势，发挥党组织资源链接服务作用实现党建引领社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