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法族规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明清时期山西为例

家法族规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法律具有同源性和互补性。明清时期家法族规高度发展并达到鼎盛,既宣扬传统礼治思想,迎合儒家伦理道德,又配合国家法律实践,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文章以历史文化遗产丰厚的山西为佐证,剖析明清家法族规合礼合法因素,发掘、还原家法族规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积极构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新社会行为规范模式提供参考。     

家法族规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明清时期山西为例

家法族规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法律具有同源性和互补性。明清时期家法族规高度发展并达到鼎盛,既宣扬传统礼治思想,迎合儒家伦理道德,又配合国家法律实践,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文章以历史文化遗产丰厚的山西为佐证,剖析明清家法族规合礼合法因素,发掘、还原家法族规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积极构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新社会行为规范模式提供参考。     

家法族规在明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就宗族法的发展历史看,明清时期准立法、准司法性质的家法族规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典型。本文以明清家法族规的内容及其与国家法的互动、冲突关系为视角,探讨了家法族规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论近代家法族规对女性性越轨的制约

近代社会,国家法律对女性性犯罪的宽容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女性性越轨问题凸显。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形式,家法族规对女性的性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制约,以控制女性的性生活。如通过约束女性的言行来限制男女大防;对通奸女性,甚至采取了出族、活埋、沉潭等残酷的惩罚方式。此际,虽有部分家法族规对性越轨女性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却未能真正去除女性的性禁锢,近代女性性犯罪的增多便是这一艰难历程的最好诠释。     

土家族习惯法文化探析

土家族习惯法文化是土家族长期生产生活积累所成,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在民间仍然产生了若干经验性的法治观念,族规家法,民约民规。它对土家族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和观念上具有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是一种重要的法文化本土资源,是支撑土家族习惯法存在的精神理念。     

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的同与不同

晋商和徽商有着各自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资本管理上,晋商的股份制产权清晰且有效率,而徽商资本更像是集体产权,产权不清晰;员工激励机制方面,晋商商号实行顶身股制,徽商商号主要采取职位升迁、薪金提升的方法 ;晋商账簿通过改进后逐渐使用"龙门帐",徽商账单由收、付、结存三项基本内容组成;在进行内部监督时,徽商主要依靠族规家法,而晋商主要依靠正式的制度。但是晋商与徽商都把儒家的义利观奉为营销活动的指导思想。     

浅议清代新疆乡约制度创设及司法职能

一、清代新疆乡约制度的建立 乡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于宋代.作为宋代地主阶级士大夫在社会变迁面前提出的挽救社会危机的一种基本建制.     

宋代民间社团对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几何

各种民间会社星罗棋布地遍布在宋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宋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宋代民间会社很大程度上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级政府机构及其相关管理人员,尤其在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层面,民间会社的作用更是具有行政权力所不可替代的效果。     

农村党组织如何应对和解决宗族活动问题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宗族活动兴起,宗族内部制定并执行各自的族规。宗族之间为山场土地等争议发生纠纷乃至械斗；有的宗族为执掌乡、村党政权力或明或暗地力举“自己人”进乡村党政领导班子；有的对干部进行打击报复,树立宗族权势,等等,涉及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党支部应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宗族活动问题,很值得思考。     

宋代“拦头”专门化、胥吏化问题研究

历史上的胥吏地位卑微,却常常因其所处部门、所掌职事的差异,一部分人拥有实际的权力,成为国家基层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宋代的"拦头"就是如此。他们自五代出现,入宋以来,其身份地位的高低和所掌职事的变化,体现出其职事专门化、身份地位胥吏化的趋向。"拦头"的专门化、胥吏化过程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我们考察宋代税务基层活动的主要窗口,可为今天的税制改革提供借鉴。     

宋代儒者与宗族重建之关系探微

宋代的宗族重建不仅是随着经济变迁而自然发生的历史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学者主动设计的结果。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制在宋代宗族重建中起了关键作用。在理论方面，张载、程颐最早对宗法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提倡复兴宗族；在实践方面，欧阳修、苏洵、司马光、朱熹、陆九渊等儒者通过家谱、家规、家礼、祠堂、义门等方式使宋代宗族治理制度化。宋代儒者的宗族治理是回应社会变迁而重建基层秩序的政治方案，展现出儒家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儒家的宗法观念与治理实践造就了宋以后近世宗族制度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宗族重建亦使儒学的经世取向凸显了平民化、世俗化的下行趋势，乡治由此成为宋代以后儒学经世实践的主要方向。     

宋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和谐

宋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是指在宋代三百余年间,生活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及个体共同拥有的先验的文化生活的价值观念和共同对市民文化功能认可的一致性。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形成对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是宋代社会的社会共同体开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成功举措。市民文化社会共识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宋代社会综合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上层封建统治阶级与下层社会被统治阶级的妥协和融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相对的克服了,或减弱了封建统治阶级狭隘的个人主义意识与行为,也相对的克服了下层劳动者阶级“无欲净植,静虚无争”的封闭状态。在宋代社会,统治者利用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作用协调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使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300余年,上下信而多仁恩,保持着社会运行相对稳定与和谐发展。     

社会系统观——宋代社会调控的思维模式和平衡机制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明高度繁荣的阶段,而宋代社会因其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产生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同时也背负了许多社会风险,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紧迫感,向宋代统治者的社会控制的智慧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在实践中应对这种挑战,社会系统观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和平衡机制,在宋代统治者内已逐步形成,并把它作为驾驭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控制社会达到有序运行的一种基本方式。     

宗法族规与党纪国法

宗法族规与党纪国法刘修明在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中，某时某地会出现少数不协调的回流、逆流。这本来是大千世界中正常的现象，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但有些事情的悖理、荒唐、实在令人惊诧不已．想不到在当代民主和法制社会里，还会出现封建社会专制、罪恶的社...     

从“政策”认同到“软法”取向——“党法”的身份转换及其演化逻辑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代语境中,"党法"已由纯粹的党内政策而蜕变为"软法"。在这一演变逻辑中,需要同时具备前提性条件、内生性条件和外生性条件。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视角,可以对"党法"的整体运行方式、生成机制、形态机制、效力保障机制等多个子系统进行解构。为了提升"党法"的治理绩效,需要"党法"和"国家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与共治。具体而言,应分别构建起"党法"与"国家法"两者之间的良性转化机制及其"党法"与"国家法"两者之间的良性共存机制。     

“丁戊奇荒”中的晋商慈善活动

<正>我国的民间慈善活动在宋代已初具规模,到明清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清代前期国家荒政占有主导地位,到中后期随着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约”与“罚”中的羞辱信效度探究

自宋代《吕氏乡约》始,到明代王阳明《南赣乡约》后,在中国基层社会控制中,乡约依靠公开惩罚灌输符码。基层社会组织通过政治主导、知行合一、族群合作聚合羞辱信号,"约"依靠编制的羞辱"罚"网,训诫不合作者,警示合作者。从羞辱罚的社会实践中,认知羞辱罚不仅仅简单地呈现羞辱力("罚"网)和羞辱心(良知)的对映,而是关联于儒家的文明模式。关注非法律惩罚通过规范化的情绪传递羞辱信号,而"面子"与"关系"参与了羞辱罚的分配。     

宋代士大夫的从政精神

宋代实行佑文政策,改革和完善科举制,确立文官政治,士大夫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形成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与进取精神不断强化。宋代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使士大夫在进取意识之外又多了沉重的忧患意识,激励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勤政爱民、重义轻利、清正廉明的从政精神,对宋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有关明清家族制的是是非非

明清家族形成了以祠堂、族谱、族田、族学以及族长家法为特征的制度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族权,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明清政权都希望宗族成为政府的基层组织,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这种族权与政权互动的加强,也影响了明清政府统治政策的走向。     

传统家族自治法:价值提纯与制度借鉴

古代社会治理依托传统家族自治法(下称"中国家法"),以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为旨归,以"家国一体""法德兼治"为治理模式,成功整合各类资源,开发出迥然异于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路径,建构了一整套涵括了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等制度化内容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