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腐败与语言污染

有腐败现象,必然就会反映在语言使用中,正如社会语言学的行话所说,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搞腐败的人也必然会利用语言来混淆黑白腐败不只是权力腐败,也可以表现在语言上;同样,污染也不只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语言也可以被污染。语言腐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通过语言表达或者是语言行为做不正当的事,从而产生时下大家所关注的     

应从组织意义上来认识腐败

一、应该怎样界定腐败自从党的十三大以腐败概念指出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来，现在对腐败的理解纷繁杂乱，或是将贪污、受贿等同于腐败，认为“贪污受贿是腐败的法律用语”，腐败是违法犯罪行为；或是把腐败理解为权钱交易，从经济学角度来诠释腐败，创造出所谓的“寻租”理论，将腐败看成是一种交易行为；或是将腐败说成是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获得私利，认为腐败是一切具有公权私用特征的行为；还有的认为腐败包括一切公职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消极行为。这些解释尽管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将腐败…     

新媒体时代环境下的语言腐败研究

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互动频繁,网络流行语对现代汉语有巨大的影响。语言腐败既有政治语言范畴义也有语言文字范畴义,网络虚拟空间生成的低俗网络用语蔓延到日常生活空间离不开互联网商业意识运行模式的推波助澜。防止语言腐败需要多方合作,加强网络跟踪、监管,规范网络语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语言文化。     

国家公务员经济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一国家公务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威信，干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探讨腐败行为的成因，对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十分必要。被称为“全球性灰色瘟疫”的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在本质上讲是权钱交换，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它所涉及的交换主体包括公权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一般说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用变量A表示）越大，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经济行为的频繁程度（用变量B表示）越大，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二者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成正比。此外，政府（或社会）对腐败的有效遏制程度（用变…     

论我国反腐败成本及其控制

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行为者因腐败行为而付出的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代价。腐败成本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成本明显不同：第一，腐败成本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一般社会活动的成本至多也只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三个部分；腐败成本则不仅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包括政治代价、精神代价、法律风险和道德损失。第     

中外腐败行为基本特点比较分析

中外腐败行为基本特点比较分析金书娟《辞海》中关于＂行为＂一词解释为：行为是生物以其外部和内部活动为中介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人的行为有其自然前提，但基本上是受社会制约的。纵观不同社会制度下存在的腐败行为，不难发现，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     

腐败成因的行为学分析

对于腐败问题,无论从什么视角去研究,都离不开行为这一最基本的范畴。腐败,归根到底就是公共权力行为的异化。本文通过对个体行为基本模式的分析,提出了腐败行为的基本模式,从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了透视,找出了腐败行为成因的基本要素,揭示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并指出,腐败机会对完成腐败行为具有突出作用。     

警惕“微腐败”带来“大祸害”

“微腐败”是腐败的一种亚形态,是由小微权力蜕变为公权私用的寻租行为而来。“微腐败”的存在场景集中,大多发生于基层治理场域,涉及面广,民生领域是高危易发领域。“微腐败”是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同时,“微腐败”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的特点,不断侵蚀政治生态,易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的腐化变质,其危害不容小觑。     

论相对权力与相对腐败

不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相对权力同样导致相对腐败。绝对权力的腐败是专制下的腐败,相对权力的腐败是法治下的腐败,即法治堕落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韦伯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行为僵化;另一种是"阿伦特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冷漠无情。拒斥和批判这种以法治为名的官僚主义,正是从古至今中国政治伦理的关键所在。不同于西方法治视野下的"腐败"重在"徇情枉法",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腐败在于"以权谋私"。相比于不守法律的绝对权力和绝对腐败,被法律腐化的相对权力和相对腐败,是"无药可救"的腐败。如何避免堕落为"僵化冷漠"的官僚主义,是法治建设中最应当警惕的危险和问题。     

试析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廉政机制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其结果或是危害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动摇统治集团的执政地位；或是分割公民利益，引发人民不满；或是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发展，最终必将危害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因此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由于...     

论腐败制度化倾向的防治途径和方法——以廉政文化建设为视角

目前,我国一些部门和地区出现利用公共权力将腐败行为合法化、制度化的现象,显示出腐败制度化的倾向。腐败制度化倾向会摧毁人们反腐败的信心、增加反腐败工作的难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廉政文化的建设成效和政治廉洁目标的实现。建设者必须找到腐败制度化倾向的产生根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途径和方法进行预防和消除,以推进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     

时事学习

反对腐败要标本兼治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反对腐败要标本兼治。当前的反腐败,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反腐败,腐败行为具有投机性,一些人很会钻空子。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出台后,由于法律和政治法规不可能那么健全,有些人就打着改革的旗号牟取私利。所以,     

腐败成本分析及其治理

腐败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本文从腐败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腐败过程中存在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的分析,阐述提高这三种成本,可以提高腐败者进行腐败行为的门槛,减少腐败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统筹推进正风反腐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清醒认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政治危害,以统筹推进纠治"四风"和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论腐败行为中的道德成本

腐败行为支付的道德成本,主要体现在伪装行为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与心理疲劳、随时可能被发现而受到法律惩罚的心理恐惧、以及腐败行为被发现后带来的声誉受损等方面。道德成本对腐败行为的制约力,取决于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高低、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强与弱、多与少、腐败行为人道德水准的高与低以及腐败行为被察觉概率的大小与所遭受处罚的轻重。为此,采取加大腐败成本的方式去反腐败,就要把高水准的道德规定与组织规则结合起来对潜在腐败行为人施加直接影响;以常规、快速和适时的处罚提高腐败行为被惩治的概率,给腐败者以持久的心理压力;同时公开腐败行为相关信息,使腐败行为人承担的道德成本由隐性成本变为显性成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     

房地产领域腐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管理过程中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道德水平、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时的内心因素、"关系文化"显著影响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的发生等因素与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权力制约制度和腐败治理制度数量与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因为制度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制度就越完善、实施效果就越好、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越好、道德水平越高、实施腐败行为时内心顾虑越多、对"关系文化"越淡薄,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房地产开发管理中公权力制约力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公众参与程度、房地产产业结构、公职人员的性别和公职人员的职业满足感等因素对腐败行为发生的影响较前述诸因素弱。     

不良"餐桌政治"催生腐败

餐桌政治是指就餐过程中展现出的政治生活方式。它是公务员之间、公务员和其他公民之间彼此沟通的桥梁,交流的平台。但应看到,以公务员为重要参与主体的不良餐桌政治已成为腐败滋生蔓延的行为场所。     

论反腐败的三道防线

反腐败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反腐防腐?我认为必须筑起三道防线。这就是腐败行为的道德遏制、纪律遏制和法律遏制。一、腐败行为的道德遏制一切腐败行为都是从践踏道德开始的。从腐败动机的形成,到腐败过程的实施,都是起始于对道德的背离。既然腐败是从突破道德开始的,道德建设也就成了遏制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假如我们的道德防线固若金汤,无法突破,腐败的动机和行为就无从发生。遏制腐     

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腐败特征的认识

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以权谋私的核心又是权钱交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世界各国的腐败现象后曾指比:“腐败行为大多数采取以政治行动换取经济财富的形式。一个社会哪种特定形式的腐败现象具有普遍性,这往往取决于人们在两者之间采取哪一种途径比较容易。一个积累财富机会很多而政治权力的职位很少的社会,其腐败的重要形式是运用前者取得后者。在通过私     

论反腐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实践中，如何准确估价腐败行为，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对其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针对这个问题，尝试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测评腐败行为，旨在确立一套评价腐败行为的科学体系，力求使测评腐败程度科学化、数量化、精确化，为控制腐败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