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论”的式微转变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接着中国思想史讲的结果,它的生根、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进路。从进化论的式微的角度来看,进化论的直线进步理念、物质优先性理念、对“竞争”常态性的说明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引入创造条件,但其理论缺乏操作性成为了其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取代的最终原因。当马克思主义寻找到理论的契合点得以生根,寻找到进化论的缺陷得以发展,寻找到自身理论的创新点——中国武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才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进程。     

从“五爱”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略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发展的轨迹与规律

道德规范是道德的系统的、集中的体现。道德规范对于维护道德的完整性、系统性,推进道德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从“五爱”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演进,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分析这个演进过程的轨迹,研究其中的规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领会其实质要求,全面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进而把握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积极的意义。     

“敌人”条款的演变及规制——基于我国宪法文本的分析

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敌人条款的演变其实反映了其背后存在的敌人观念的转变。以七五宪法和八二宪法为界,敌人观念发生了从民族敌人到阶级敌人、再从阶级敌人到制度敌人的两次重要转变。而每一次转变的背后都隐含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动因和政治力量的争相角力。与此相应,体现在宪法中的敌人条款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虽然现行宪法中的敌人条款体现的是制度敌人观念,但是,该条款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却极有可能导致制度敌人观念朝阶级敌人观念的方向发生逆转。因此,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观念的回潮现象,需要用法治原则和人权原则对现行宪法中的敌人条款进行规制,同时,对敌人条款本身也要进行修改。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统一——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刑事辩护的困境——从制度和理念层面分析

辩护制度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先天不足,运行失范,有违立法的初衷.一段时间以来,律师更倾向于从事非诉案件,而不愿意介入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表面原因不外乎刑事诉讼收费低,律师作用相当有限,无法体现律师价值等等;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辩护律师执业困难,执业风险大,现有法律体系没有给律师执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从某种角度来说,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案例表明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有恶化的趋势,甚至可以说,刑事辩护律师已陷入执业困境.这种现象有制度缺损的原因,也有陈旧观念的作祟;有历史积淀,也有现实的情况.针对律师刑事辩护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和理念的层面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律师刑事辩护所处的困境.     

从“单一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兼论公众参与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采用的是“单一治理”模式。作为一个历史产物,今天,这种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其弊端日益显现。面对社会管理中公共产品相对短缺、职能越位现象严重、管理手段陈旧单一和与民争利时有发生等问题,“共同治理”理念被提出来,该理念顺应了时代要求,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重要现实意义。公众是“共同治理”理念的主体之一,从物质、制度、效率、动力和组织等方面为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保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论哈奇森对以霍布斯为首的道德利己主义的批判——从“passion”和“affection”谈起

为了批判以霍布斯为首的道德利己主义,有效处理利己和利他、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哈奇森通过系统建构一种道德感理论来树立普遍仁爱观。他首先对情感的基础术语passion和affection进行重新考察,用普遍仁爱定义道德善,之后又竭力将与利己相关的一切与道德划清界限以确保仁爱的纯粹性。然而,哈奇森道德学说中存在无法融贯的两条路径：经验主义和神学,这导致其批判方案存在诸多矛盾和局限性。因此,系统分析并客观评价哈奇森的批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其仁爱观和道德感理论,还能从中洞察随后的情感主义者对利己和利他、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持续调和与深刻反思。     

析“民告官”难的原因——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

一部<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使得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民"不可告"官"的观念遭受了重大打击,然而,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民告官"难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老百姓有了<行政诉讼法>作为依据去法院告"官"却居然是告"官"难,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在少数,这不得不值得我们去深思.笔者将就此问题从我国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观念以及我国的制度进行浅显的分析.     

从“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及启示

从“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检视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中国历史上自古就存在“中国化”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质的飞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提出。这一历程的实现,既源于外来文化传播的历史铺垫,又实现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近代中国国情对革命理论苦苦追寻的深刻回应,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起到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样极为关键。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更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从而得出有益的启示。     

从“中国威胁论”看2008年奥运会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性

最近几年,各种"中国威胁论"不断的出现,并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市场.中国通过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使自己的国际形象得到巨大的提升,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既不搞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也不会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绝佳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等一系列的新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威胁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论日本“一党独大”视域下政治体制的民主运行——以“1955年体制”为例

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起,单独的一党执政长达38年之久。此间日本的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从战后的满目凋敝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强国,自民党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透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体制＂的成因与特征,分析自民党历经议会内外的各种＂反体制运动＂,可以发现自民党党内充分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其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党内各派竞争是其走向成熟民主不可替代性的过渡阶段。因此,反观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解体和崩溃最终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充分体现出日本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性巨大进步。     

柔性权力体制下的制度与市场成长——对中国改革的制度分析

30多年的改革证明中国存在一个促进公共权力、自由市场和制度规范共同成长的发展环境,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成长空间和制度化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解要关注其特定环境下的实践经验,还需从制度层面关注权力体制如何与市场和制度相结合。本文以改革中权力体制的模块化来解读刚性体制如何转向柔性体制,并通过柔性体制下的权力让渡和权力职能化来分析权力体制如何与自由市场和制度规范实现有效对接,推进中国的市场化和制度化进程。     

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

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以人为本”的两大特征——从历史和道德的视角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核心的诠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具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二是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属性。     

从“发展主义”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视角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迅速转型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转型路径正在经历着由发展主义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发展主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二元悖反,发展主义也带来了社会转型各领域的失衡,在这种形势下,需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野来推进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     

资源配置与权力的定位——对1949～1978年中国社区结构演变的解读

建国后新政权接收下来的街坊社区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下逐步改变自身的治理结构,并最终形成了与正式的政府机构相对应的街居体制的法定社区和与工作机构相对应的单位社区.这是一个政府改变资源系统以改造社区结构与由社区资源系统的改变以强化政府权力的、互为因果的同步推进过程.政府权力的效力以其为社区提供的有效资源为基础,当社区失去了国家和社会的多元资源系统时,多元的社区治理结构也就没有了产生的空间,完全依赖国家行政体系的资源保障的社区结构必然是结构一元化的行政社区.     

“革命”的话语政治——1921—1978年中共意识形态表达与实践经验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意识形态建设分不开的。它最突出的表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国情的革命理论与话语体系,以及特色鲜明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其问虽不无失误和教训,但总体上是成功的,是与当时党的“革命党”身份是相吻合的。这表明,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实现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话语的革命性转换,是党在长期执政的新形势下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青少年道德建设的新路径——《从“人”到“好人”》评论

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其重要性自不多言。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有过诸多研究,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青少年道德建设的现状仍然存在很多亟待改进和继续探讨的地方。     

对“未来十年中国白酒看贵州”的可行性分析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贵州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是贵州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悠久的酿酒历史所提供的酿酒技术人才储备、独特的地域资源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保障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使白酒工业成为贵州的优势产业,为贵州以白酒工业为抓手实施工业强省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同时．白酒工业这一贵州的优势产业对财政的贡献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科学合理调整、对解决就业和促进群众增收有极大帮助等诸多功效。决定了贵州实施工业强省在现实上必须以白酒工业为抓手,贵州应该树立“未来十年中国白酒看贵州”的信心和决心。     

从“三大作风”到“三个代表” ——谈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基石

“三大作风”是建党之本,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战略性措施;“三个代表”是对党八十年奋斗历程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新世纪加强自身建设、发展壮大的伟大纲领,是传统与理论创新的内在统一,回顾八十年来的历史,正是我们党坚持了“三大作风”和“三个代表”,党才得以发展壮大,党才有能力、有资格成为中国革命和事业领导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