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共性的农村治理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农村治理新模式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浙江乡村治理以"公共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贡献与不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个旨在构建"公共性"治理规则的、讨论中国乡村治理转型问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乡村治理的成就、困境与发展思路等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乡村生态环境的精细化治理:逻辑维度与实践进路

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成为阻滞我国农民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突出问题,创新和完善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相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议题。破解当前农村治理理念模糊化、治理权责集中化、治理结构碎片化与治理过程粗放化并存的体制困境,应从价值、制度、结构与过程等维度探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精细化转向,并在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的乡民驱动与价值濡染、以基层党组织为桥梁搭建精细化的制度体系、厘清共治主体的职权责与资源功能、打造信息开放共享与互动对话的平台和机制等方面,探索农村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进路。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谐新农村"等三次变迁。各时期乡村治理模式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且对当时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尽管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的法治化是可以预见的: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     

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健全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和创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社会善治,需要充分认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直面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多角度探寻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新型乡村软治理的逻辑理路、再造困境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乡村软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软治理可以以隐蔽的形式使政府的治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柔性疏导、协商民主、文化挖掘、乡贤治理等多种社会微领域的机制创新,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加以保障,改进乡村治理。乡村软治理自古有之,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基于历史—治理—文化视角,软治理正面临内外资源分化割裂、协商治理迟缓乏力、乡土文化衰败断层的再造困境。新型乡村治理的实践优化应从加强治理主体治道变革、创新“三治”融合机制、重建乡村文化体系三个方面实施,实现软权、软法、软术之治,以期实现村社善治。     

文旅资本下乡的动因、冲突逻辑与应对策略——以南阳迷笛音乐节集体哄抢事件为例

文旅资本下乡是目前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文旅资本下乡中产生的冲突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对于文旅资本下乡过程中所产生冲突的解释,必须从文旅资本下乡“田园幻象”需求下的动因、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下推动出发,理解文旅资本下乡在乡村和城市舆论场中冲突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下现代性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乡村场域中“外来者的困境”和城市场域中“乡村的他者化”两种社会现象。而化解冲突方法的根源在于推动乡村现代化,减少城乡差异。具体化解途径可通过扩大村民创收途径、提升文旅项目持续期,促进村民与消费者良性互动、构建复合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展开。     

省际边缘区域贫困的整体性治理途径

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省际边缘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封闭落后的特征使其更容易陷入区域整体性贫困状态,而在贫困治理上通常面临区域发展政策边缘化、部门政策叠加与冲突并存、区域壁垒与地方竞争并存的困境。解决这些困境应引入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采取构建省际边缘区域贫困治理目标导向、主体结构、制度体系、跨界协作和信息平台等整体性治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