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近2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在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模式的改变,更在于它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往生育意愿的调查多是关于城乡生育意愿对比,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以及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而关于城市人口内部生育意愿变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三育减负起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处于较低水平.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口问题专家蔡昉表示,中国改善低生育率的机会仍然存在.改善低生育率的关键,在于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根据我国国情,为使我国生育率回升至人口自然更替生育率(2.1),我国政府提出降低...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着力点

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均受人口数量制约,按照总生育率稳定在1．8测算,2033年左右总人口将达到峰值,控制在15亿人以内,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稳定住低生育水平,“十一五”     

基于个人经济利益考量的低生育率之忧及化解对策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低生育率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我们担忧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应围绕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结婚意愿下降、离婚率上升；女性经济独立与女性生育工具性的矛盾；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与生育负担的冲突；生育由“养儿防老”的家庭需要衍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新的法律法规倾向于尊重个体、保护个人权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等等。因此，应从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顶层设计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推进家庭劳动社会化、智能化，解决育儿、养老者的后顾之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育；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鼓励年轻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减少女性生育风险，化解生育焦虑，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中国生育水平预测与生育政策展望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存在争议,而未来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生育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矫正过的生育率数据,使用随机预测方法,对1998年以后的生育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到202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降低到1.3的超低生育水平.在介绍当前生育政策争议的基础上,讨论了其它低生育水平国家的经验和对策,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四川省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检验

以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四川省各地区的生育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四川省内的低生育水平主要由生育政策所决定的判断。     

人口现代化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控制力的分析视觉

人口现代化效应是人口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首次引入人口控制力概念来阐释人口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或经济社会发展力)。人口控制力主要由生育文化力、政府控制力构成:生育文化力是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力量,它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应通常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府控制力是政府为实现其人口战略目标和人口经济规划去干预人口运行、调控人口变动的能力,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带来的收益     

四川生育水平估计与未来人口总量预测研究

生育水平是影响人口预测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对四川2000年生育水平数据进行重估,进而依据该数据设计出合理的预测方案来对未来四川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对未来人口规模、育龄妇女数等一系列人口指标进行考察,得出相关结论,并认为本方案下的人口规模与生育水平最有利于四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近期公布的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表明,8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成绩显著,但人口增长形势依然很严峻。更加稳健、卓有成效地继续推行人口政策,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是90年代一项艰巨任务。 公报提供的数据说明,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得到控制。人民群众的婚姻、生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育子女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利益和幸福,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强化制约机制 控制人口增长

辽宁省人口出生的态势同全国一样,“七五”期间正面临生育高峰。 据预测,“七五”期间全省平均每年将出生64万人左右,与“六五”期间比,平均每年多出生12万人。近几年,育龄妇女和结婚人数大大增加,合理照顾二胎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因而人口出生率呈现回升。1986年出生55.3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5胎;1987年出生62.8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59胎。1988年计划出生65万人,是这次生育高峰最高点,所以,     

不再当“亿万人口大省”

在四川广大农村中，“人丁兴旺”，已经得不到大家的赞赏，甚至会被看成是愚笨的行为。稳定低生育水平，要解决好反弹力大的难题。 曾经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四 川，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 近一二十年中，在转变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和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效。 这期间，四川实行了比全国其它省份更严格的生育政策；按该省上一次人口生育高峰的生育水平计算，严格的生育政策，使四川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少生了３２８４万人。四川在全国的人口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目前，全国３１个省市区中，控制人口好、生育水平低的省区有１０个…     

14亿人口意味着什么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要求到 ２０１０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１４亿以内。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未来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对于早日实现我国人口的零增长，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较好的基础。 从整体看，目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经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留守经历与农二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调查数据表明,农二代大学生有无留守经历的不同人群之间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农二代大学生的留守经历导致较低的亲子关系质量进而产生较低的家庭归属感,而亲子关系与家庭归属感的下降共同导致较高的心理健康危机。数据还表明,小学阶段的留守经历比初中阶段的留守经历对农二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流动人口制度必须预防"留守儿童"尤其是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出现。具体操作政策应该是既可以促进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移民化,也可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鼓励回流。     

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该省面临的突出人口问题之一。通过运用湖北省鄂州、黄石和仙桃三市的调研数据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证实二孩政策能够基本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鄂州地区,运用该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现行生育政策和不同实施方案的二孩政策下对该市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孩间隔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总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保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等方面优于现行政策和无间隔二孩政策,该政策对于解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地区的人口问题仍然具有明显的作用。     

耕地保护:我国土地持续利用的重点和核心问题

一、人口增长对耕地资源的沉重压力1．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地关系中，人是主导的核心的因素。我国人口状况具有数量大、增长快的特点。人口数量大、增长快就必然造成对提供粮食的耕地的压力，加剧人地矛盾。可见，人地矛盾主要是由人日多和对土地需求增多所引起的。据有关资料，建国以来，我国曾出现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第一次生育高峰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而死亡率却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20％。以上，我国总人口从55亿上升到6．47亿，净增人口约1．05亿人。第M次生育…     

实事求是进一步有效控制人口

自70年代起,我国逐步开展计划生育,全国总和递进生育率(妇女平均预期终生生育子女数)在70年代呈下降趋势。由1970年的5.82下降到1982年的2.42,下降幅度为58.5％。究其原因,关键是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政策     

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照料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是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市育龄人群大部分处在照料孩子的单压力下，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家庭如何寻找新的替代性儿童照料资源或者国家和社会能够为儿童照料提供何种帮助是决定未来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的关键，因此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以积极应对。     

中国12亿人口日的到来与对策——王奇委员的发言

1995年2月15日零时,我国第12亿个公民出生了,“12亿人口日”(不含港澳台地区)推迟了九年才来到,是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国妇女生育率已持续下降到更替水平,年出生人数降到2100多万,净增人数降到1300多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保障了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对于饱受人口膨胀压力的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需要“人口生育新政”

##正##穆光宗在《学海》2014年第1期撰文指出,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在中国,仅仅"放开生育"已经不足以应对全新的人口危机。即便是还权于民,可以自主生育,但是由于高昂的生养成本的约束,必然使很多年轻家庭在选择二胎生育时望而止步,国家还是难以走出超低生育率的困境。中国目前需要自主负责的生育政策和家庭友好的发展政策。要达到适度的生育水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