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早在2000多年前，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行政手段引导民众，以刑罚来整顿、约束民众，虽然可以使民众暂时免于犯罪，但却无法使他们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孔子的主张启示我们，道德自觉与法律约束相互联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把握好“大小多少”

<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更是筑牢"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根植于中国社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依法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以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布局有了更高标准的规划,而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则再次强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特色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较之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四大特色: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体制特色;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念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论特色;以行政效能的高位运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效能特色。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四大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成功,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性。     

常与变

<正>"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西汉)刘安《淮南子·氾论训》【释义】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有利于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上。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仿古制;如果符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     

论“和”的正向管理价值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和”,是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相同事物的简单叠加。“和”的境界为历代管理者所孜孜以求。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和”的正向管理价值主要表现在形成整体合力、创造竞争环境、树立体制权威等方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之以乐、动之以情则是实现“和”的正向管理价值的有效途径。     

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权力之善是权力活动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属于政治价值范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处理有关国家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政治实践过程。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契合:一方面,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权力之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与价值动力,引导与规制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复归的过程,是正义返魅的过程,更是社会整合能力提高的过程,其为权力之善的生成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 成就"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正古人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创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以"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意蕴及其操作合理性——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与社会之治的交融。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审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党精英的大力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具有共生性、同构性与统一性,"良法"与"善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在价值上,法治价值孕育和涵养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制度上,法治体系培植和型构国家治理体系;在过程中,法治能力培育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在效能上,法治建设的成效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法治价值导引法治体系,法治体系规制法治过程,法治过程建构法治国家,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法治建设

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立法应当科学,不应只追求多而全;要求政府和民众在治国理政方面应当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知法、守法、用法。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应当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路考量

国家治理是执政党动员国家各主体力量、以"国家"为对象的治理,是涉及各领域的、统筹性的、系统性的、长远性的治理,极具复杂性、艰难性。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制度最关键,而制度建构的精髓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化与法治化因此是其应有之义。硬性的制度要落实到治理主体的能力水平、价值理念、道德修养提升上,没有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信仰、精神境界的塑造,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处理好制度稳定和制度变革的关系。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论政务信息管理

国家制度及有效执行事关国家兴衰。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制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膨胀,如果不加以管理,将损害国家治理的有效实施,造成严重后果。以国家制度为重点加强政务信息管理工作,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也蕴含着重大教训。要汲取历史智慧、增强历史自觉,参考国际经验,直面国家制度体系底数不清、获取不便、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进政务信息管理工作,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必要支撑。     

略析极端个人主义的根源与危害

<正>治理极端个人主义,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导向,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简单来说,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割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片面地突出个人;凡事以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一种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其含义与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相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称之     

“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价值意蕴、显著优势和实践要求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新时代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政治资源。学“四史”有利于我们党找准历史定位以增强行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以提高执政能力,溯源初心使命以坚定“四个自信”。“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具有显著优势:坚定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坚持中国道路以坚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景目标;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确保国家治理逻辑科学性。新时代开展“四史”学习教育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为奋战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共建共治共享: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理论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公共服务理论与价值共享理论为基础;实践中,通过牢固树立"三大理念"、建立健全"四大体制"以及改革创新"五治"方式等,实现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论自觉

如果要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预期目标和水平,保证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方向、价值和目标,那就必须实现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科学把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本质、方向,坚持方法论前提自觉;强化"民主法治""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方法论理念自觉;坚持"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法论原则自觉。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