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部落:集体游戏行为与玩家公共参与研究

作为娱乐媒介,网络游戏有可能消解玩家的公共参与,但网络游戏中的玩家互动社交和集体游戏行为又使之具有促进公共参与的可能。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讨网络游戏中的集体游戏行为是否与玩家的公共参与相互关联,并进一步分析其内部机制是否受玩家群体认同和线下接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玩家的集体游戏行为能够促进公共参与信念,但集体游戏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激发公共参与行为,而是要借助玩家的群体认同和线下接触的中介作用。这说明网络游戏本身并不具有直接激励玩家投身于公共生活的效应,其作用是通过构建稳定的且能接入现实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建构困境与提升路径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在网络这一新的空间场域中，网民个人以及网络虚拟群体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网络空间的形成有力拓展了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维度，其特定的话语传播方式为价值认同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网络空间政治情感传递加速了政治认同的生成，多渠道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然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也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动摇政治认同根基、浅表性思维方式弱化网民理性政治认知、认同主体的圈层化加剧政治认同的分化、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影响政治认同的效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应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与道德素养，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建设，从而凝聚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民众的向心力。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微博客时代”网民伦理素养提升探析

中国的网络社会现已进入“微博客时代” 在这个时代,网民作为参与的主体,既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由于微博在初始阶段出现了法律、伦理及道德规范的“真空”,使得一些网民的行为“失范”,所以建立起一种内在与外在的约束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微博的传播特性使网民缺乏伦理素养的危害更为严重,只有通过“自律道德”、“他律道德”以及网络伦理教育来实现规范与提升网民伦理素养.     

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

感性认同是心理认同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认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网络时代感性认同已经成为网络意识形态认同的普遍现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形式的感性化、内容表达的感性化以及网民对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加工的感性化是网络意识形态感性认同的生成逻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受众共情、增强其理论凝聚力、提升话语引领以及筑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都需要其建构更强的感性认同。激发网民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更强的感性认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应做到大众化、通俗化、常态化与制度化。     

心理资本、情绪适应与大学生网络成瘾——基于性别差异的完全效应调节模型分析

基于修订版的"大学生适应性量表"、"网络成瘾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量表",本文研究了大学生网瘾以及性别、个人情绪适应与心理资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是影响大学生网瘾的重要负向因素,其直接效应不受性别调节;个人情绪适应对网瘾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其对心理资本与网瘾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个人情绪适应的中介效应在两个阶段均受到性别的调节。就心理资本与网瘾的关系而言,相对于女生,在男生中这种间接效应更为显著。本研究发现有助于阐明心理资本作用于网瘾的具体机制及在这种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网民的政治心理及其调适——从网络新闻跟帖来分析

从网络新闻跟帖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网民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政治理性在不断增强,民主与监督的心理取向十分明显,但也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政治宣泄心理。因此,应加大对网民政治参与的引导,培育稳健而积极的政治心理:塑造网民的公共理性,培养网民的网络公共精神、宽容与妥协精神;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疏导网民政治参与心理;强化政府的回应性和官民互动性,增强网民的政治功效感。     

身份识别与情感归属——影响深港跨境学童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

深港跨境学童是指居住在深圳,但就读于香港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等教育机构的香港籍儿童。本研究探讨了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深港跨境学童的身份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身份识别、行为倾向以及情感归属;出生地和父母"期望"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在身份识别上偏向于认同香港身份,在香港上学的时间、学校活动参与以及积极使用粤语也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在行为倾向上偏向于认同香港身份;而在香港时所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和在深圳时所体验到的"人情味"、对深圳和香港港两地"一样喜欢"以及"都是中国人"的认同意识,这些因素反而会促使深港跨境学童对其身份的情感归属不确定。     

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及破解之道

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升级和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复杂性明显增加、对抗性持续增强，舆论影响力愈发强大。“狂热追捧”“千夫所指”“道德审判”“道德绑架”“口诛笔伐”“人肉搜索”“舆论反转”“情绪反转”等网络极端行为层出不穷，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抢占主流意识形态发声先机，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成为危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对此，应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为主方向，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供给，放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声量，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空间，瞄准“群体极化”、打破“群体盲从”、狙击“网络恶语”,全面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破壁入圈”,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基于扎根理论的网民公共政策态度形成研究

运用扎根理论,采用网民对宁波公务员错时工作政策评论的案例,对网民政策态度的形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对网络评论帖进行编码分析,本文发现“印象”和“比较心理”在网民的政策态度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印象主导网民的政策认知,比较心理催生政策情绪;通过进一步讨论,提炼出“政策认知定势”和“政策沉淀”概念,认为“政策认知定势”和“政策沉淀”分别是导致网民政策认知偏差的主客观因素。文章还初步归纳出网民政策态度形成过程模型和网民政策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基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双重性的政府回应路径

作为世界上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伦理缺失、非法参与扩大以及非理性参与等诸多问题,网络政治参与的双重效应对政府回应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刚性网络法制的规范、柔性网络伦理的生成、网络道德监控机制的约束以及政府对市民社会的推动等是政府回应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正负面效应,促进其理性、有序、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户籍制度与家庭团聚——流动人口流入地的身份认同

本文使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原户籍"农业-非农业"的城乡身份和现户籍"本地-外来"的区域身份对其身份认同存在显著不同的影响,以获得当地住房为代表的经济融入水平有助于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实现。除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外,流动人口的家庭团聚也是影响其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在使用倾向值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性之后,家庭团聚对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净效应依然存在,因此增加和完善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公共服务尤为重要。     

生计资本及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收入的中介作用

目前,提升城市农民工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13年全国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通过Stata建立OLS回归模型,对比分析在加入收入中介变量前后生计资本、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和社会保障是农民工消费水平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作为中介变量的收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模型中起着中介作用,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消费关系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通过加入中介变量使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更加完善。     

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生成机理

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场域与频率的扩大和增长必然冲击现实社会的有序性,而其源头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生成机理的深刻揭示。基于国内外互联网动员与网络集体行动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宏观过程和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的微观过程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设计的量表和软件工具对多个地区进行了调查检验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现实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情感驱策下的动机累加、认同构建下的行动触发、理性博弈后的现实参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与行动主体的紧密互动中实现了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的转化。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及其社会功能

正一、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本质现实空间群体性事件具有区域性,按照刘易斯·科塞的观点:群体性事件是以人的行动和面对面互动为纽带,现实行动是其本质。这种无中介式的传播与互动,主要采取行为的渲染和情绪的煽动,使参与者迅速做出相应的集体行动反应,其中利益冲突、谣言传播、情绪冲动是其非理性特征的体现。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核心是话语或意见,其本质是话语行动。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相比,网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危机的心理分析

网络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在信息时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深刻承受着心理因素的内在作用。政治认同危机在心理影响中的知、情、意和信念、信仰、行为方面有待厘清其缘由,并在心理干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国内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做一些思考。     

刍论我国互联网约束公权力的路径优化

在网络信息时代,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是可能的: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为其提供基础支撑;网民心理需求的满足为其营造有利环境与氛围;快速便捷的网络动员为其创设动力来源。互联网约束公权力的可能性建立在其比较优势之上——网络约束公权力的民意更及时与多元、参与主体更广泛、程序透明度更高、规范效力更大。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网络约束公权力的路径需要进一步优化,而降低"数字鸿沟"和加强网民自律建设是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厘定公权力边界则是长远性方略。     

互联网条件下的话语表达思考

互联网的出现为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快捷高效的言说平台.但是,网络空间话语表达的虚假性、低俗性、私利性及非理性等乱象表明,其并不是一个完全规范的公共交流空间,根源在于网络参与者公共精神不足、网络道德缺失以及有关部门网络监管不到位.为了保障我国互联网文明有序的发展,我们应该通过提升网民公共情怀、净化网络道德环境、完善法律法规有效治理话语表达乱象,打造一个健康的网络公共话语平台.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群体极化的破解之道北大核心

群体极化由现实映射到网络后,主要表现为“狂热追捧”与“千夫所指”反向共生、“道德审判”与“道德绑架”相互叠加、“口诛笔伐”与“人肉搜索”一触即发、“舆论反转”与“情绪反转”循环发生等网络样态,对网民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从根本上破解群体极化现象,关键是要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将群体认知引领至“客观性”与“主流化”。群体极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历经“同质性思维萌发——导向性信息初构——主流性观点汇聚——偏激性认知形成”四个生成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承担阶段性任务,做好拓宽视野的前瞻者、思想建设的引领者、舆论风向的掌舵者与网络言行的规范者,切实引领网民价值解读、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