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90后”青年社会认知特征和社会评价分析

由于独特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90后"青年受多元化思潮和新媒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其社会认知与前几代人相比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的数据,详细分析了"90后"青年在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成就获得、互联网可信度等方面的认知,比较了"90后"青年与前几代人的社会认知对其社会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90前后群体的社会评价受社会公平感、社会矛盾认知的影响大致相同;而他们对成就获得、社会问题、互联网可信度等方面的认知对两者社会评价产生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及借鉴

本文对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青年互联网行为特征存在性别、性格、国别、专业上的差异。研究者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对青年的正面影响,但也指出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负面影响包括网络暴力及侵犯行为、风险性互联网行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性网络行为等。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监管和引导需要家长、老师、学校及政府的共同努力。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为我国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提供了研究内容、方法、多学科交叉方面的借鉴,并为对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监管、引导与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府治理活动开展的简化机制,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标尺。人民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模型建构与分析工具使用,探讨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一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作为解释变量与政府信任因变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人民获得感的提升可以促进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二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对政府信任解释力的排名依次是民生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下,以经济绩效、民生绩效与政治绩效的有效实现为基础,通过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不断增进政府信任。     

校内网使用与大学生的互联网社会资本——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抽样调查为例

构成社会基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网络社会中非但没有被疏离,反而成为网络生活的主体。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大学在校生校内网使用行为的抽样调查,从互联网社会资本的规模、互联网人际交往的信任程度、网络发起线下活动的参与意愿、网络生活的满意度等四个维度来考察大学生互联网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校内网使用强度对互联网社会资本影响显著,现实生活中的好友数量对互联网社会资本的规模影响显著。     

用网络广告传播我国先进文化的新思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先进的广告技术传播先进文化,让网络广告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网络广告的本质是:向互联网用户传递营销信息,对用户注意力资源合理利用。相对于传统的广告传播形式,互联网条件下的网络广告呈现出交互性、广泛性、针对性、多样性、易统计性、强制性和用户主导性等特征和优势,同时也存在对传播信息难于完全控制、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足。为大兴网络文明之风,应开发和传播具有特殊商品文化属性的网络广告,开发和传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网络广告,开发和传播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色的网络广告,开发和传播有利于社会心理健康的网络广告。     

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90后"青年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中国"90后"群体和非"90后"群体社会参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分析发现,"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呈现"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水平"的显著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社会优先和规范优先意识以及社会信任对"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规范优先意识和社会信任对非"90后"社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用网络广告传播我国先进文化的新思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先进的广告技术传播先进文化，让网络广告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网络广告的本质是：向互联网用户传递营销信息，对用户注意力资源合理利用。相对于传统的广告传播形式，互联网条件下的网络广告呈现出交互性、广泛性、针对性、多样性、易统计性、强制性和用户主导性等特征和优势，同时也存在对传播信息难于完全控制、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足。为大兴网络文明之风，应开发和传播具有特殊商品文化属性的网络广告，开发和传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网络广告，开发和传播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色的网络广告，开发和传播有利于社会心理健康的网络广告。     

新时代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时代内涵与提升路径

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各类新媒体以海量信息的实时参与、传播、生产与共享,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格局,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展开政治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新媒体衍生的这一信息媒介生态环境对党的执政,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提升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领导干部媒介素养集中体现在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上,不仅是指在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读写和接受能力,更强调的是信息参与、研判、引导与生产能力。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理念上强化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媒介观、组织上强化媒介素养的系统教育与培训、制度上建立健全系统的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耦合发力。     

重构与改造:都市青年白领的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交往

正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显示,"媒介化生存"已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生活的逼真写照。媒介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同时也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组织媒介",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林,2013)。可以说,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影响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从而改变社会。网络媒介的出现和演进不仅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而且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模式、交谈方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Web2.0与3.0时代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兴盛,直接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交媒体甚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编织并使用社会关     

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及启示

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相关历史文献以及其高层领导讲话文稿的爬梳,大致可以把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划分为三大阶段:加强对"青年社团"的管理(2006年以前)、关注"青年自组织"发展(2007年至2013年间)以及联系、服务和引导"青年社会组织"(2013年以来)。从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辩证看待青年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着力构建以共青团为枢纽、青年社会组织为支撑的青年组织体系,在联系、服务过程中更加注重有效引导。     

浅析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与控制策略

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介的发展,扩大了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范围,对社会安全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对具体的网络政治谣言案例进行分析,探究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原因和传播路径,有利于更好地采取措施控制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这主要包括:政府必须真正忧民众之所忧,解民众之所急;政府要坚持信息透明原则;政府需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社交门户网站需强化自身社会责任,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公民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理性思考能力等。     

诚信政府建设:以争夺传播主导权为视角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第四次传播革命,造成传播资源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政府公信力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应对无边界、难预期的社会化媒介的战略环境,政府建设除了通过经济绩效、社会和谐和政治民主获取公信度之外,更主要通过争夺传播主导权来培养政府获信力(获得公民信任的能力),塑造一个说真话、办实事与言行一致的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确保政府能平稳度过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交织的艰难时局。     

数字鸿沟中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探讨——以学生家庭背景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关系为例

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因素与学生的互联网采用、使用行为存在相关性.本研究提示我们在互联网使用愈加小众化和细化的时代,仍不能忽视原有的基本社会结构因素,同时还需根据不同媒介细化使用者的使用行为,才能更好揭示个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的关系.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初探

信息时代,媒介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媒介对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产生的网络沉迷、追星沉迷等问题备受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目前舆论的热点问题。因此,指导青少年正确解读和使用大众媒介资源,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基于“信息”的食品安全治理进路之反思——以公众监督为主要研究对象

面对食品安全领域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市场失灵甚至政府失灵,重塑信息通路、构建多元共治体系诚然是有效解决眼前困境的关键。然而,我国当下社会公众普遍对于食品业者道德水平、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各类主要食品信息来源准确性的质疑,不仅引发了消费者的非理性反馈行为,并由此导致了对食品业者质量选择行为严重的负面激励和政府治理负荷的加重,同时亦使得矫正消费者制度信任与参与激励的信息可验证性要求过于苛刻,令作为共治体系关键一环的公众监督无法实现。在此背景下,应通过适当提升行业自律以放松信任危机背景下"社会共治"对于信息要件的苛刻要求,最终将社会监督引入正轨,并以之为契机形成各共治主体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