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中共对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培养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将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之中，将乡村社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重建。其中加强对乡村社会的国家意识培养，是这一改造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意识培养：在经济上培养乡村社会自觉支援国家建设的意识；在政治上培养自觉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在文化上培养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意识。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乡村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与契约意识的强化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新时期乡村社会建设的内涵与路径——以广东省云浮市“村民理事会”为例的分析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发展,可以将乡村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国家与乡村社会隔离情境中乡村社会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国家政权延伸至乡村社会后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消解;国家管理乡村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走向自觉和自治。当然,现实存在远比这种简化的纵向概括更复杂。熟人社会或者正在蜕变的熟人社会依然是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形态,然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所带来的冲击正浸染着本色的乡土社会。为此,基于"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塑造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保障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主要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村民理事会"的个案分析,探索在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情境中推动乡村社会建设、有效实现公共治理的路径。     

基层人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开拓民间法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内的分权通过市场经济而迅速扩展开来,为我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使我国的政治形态[2]和治理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新的互动[3],社会公共力量在逐步成长。本文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试对当前基层人大建设存在的问题予以讨论。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层人大:困境与转变1.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难题纵观近现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变迁[4],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向下延伸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

本文从土地制度着手 ,从人地关系、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乡村社会的权力权威格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之间关系 ,认为土地制度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时有起伏 ,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 ,它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与民间刑事诉讼

宋代参与民间刑事诉讼的乡村行政组织是耆和都保。乡村社会发生刑事案件后,受害者或其他人报与耆长、保正等乡村行政头目。他们或直接捕捉凶犯,或把案情及时上报到县,并协助县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或保护现场,或参与检验,或充当和追集证人,最后还要负责判状的执行。乡村行政组织在民间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联系国家与乡民生活的中介,也是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代表和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乡村行政头目在刑事诉讼的不少环节都可凭借自己国家代理人的地位营私舞弊,也可反映宋代国家对乡村行政组织的依赖和乡村行政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一个文化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不能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的推演,而首先应当进入国家与民间社会碰撞的具体场域中去真正地理解“国家”。事实上,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弥散在乡村文化之中。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文化规则建构了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实践状态中又不断地从地方文化规则中寻求价值援引和意义象征。而这种权力实践又因为权力客体的能动作用而进一步凸显出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运行之间互动、交融的复杂格局。也正是对国家和民间社会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在现实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可能。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的实践,不仅包含国家权力渗透的维度,也包含国家公共责任提升的维度。对于乡村社会较高质量的福利供给既是现代国家公共责任提升的重要体现,又以现代国家更为有效的权力渗透为前提。建国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改变了乡村福利匮乏的境况,巩固和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合法性以及管理有效性。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虽曾经历波折,但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与发展,意味着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已然进入了国家在继续保有强大基础性权力的同时,不断提升和改善公共责任的发展、调适的新阶段。     

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而遍及乡村社会的基层市场一度成为了研究乡土世界的逻辑起点。对基层市场的研究,学界在其形成演变、结构体系、性质功能、与乡村社会的关联乃至区域市场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之果。当下的基层市场研究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寻求市场体系与乡村治理体制转型的契合,呈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和民间转移的图景,重构国家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耦合机制。     

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乡村政治整合及其变迁

李斌在《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乃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的一项重要实践主题。建国后,中共领导的现代国家通过吸纳政治参与、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展开思想宣传劝导等形式,成功地实现了乡村高水平政治整合，因此得以在向乡村社会深入拓展基础性权力，     

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

乡村治理的完善程度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深刻意义,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①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论宋代乡村组织演变与国家乡村社会控制的关系

宋代乡村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极为复杂,但总的趋势是乡里制逐渐衰微,都保甲制确立了在乡村中的主导地位。宋代乡村组织的繁复多变与国家乡村社会控制密切相关。重建乡村组织是宋代国家恢复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但随着宋政府内忧外患,各种危机日益加剧,其对乡村控制也日趋强化,乡村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就是这种控制强化的体现。国家出于降低行政成本考虑,乡村组织头目由富裕民户充任,这种以民治民的方式与国家强化乡村控制目的两者形成张力,是导致宋代乡村组织不断调整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嵌入式整合:执政党引导乡村社会自治良性发展的整合机制分析

从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来看,政党因素作用于国家、社会领域的作用机制是嵌入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新一轮的社会自治拉开了序幕,当前乡村社会的自治在发展中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执政党有效引导乡村社会自治的良性发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和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建构法治化的嵌入整合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嵌入机制的构建需要理念嵌入、法治化的机制嵌入、现有的基层组织嵌入等环节的相互配合。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实践进路及反思

国家与乡村关系是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有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现代—传统"关系,表现为通过现代城镇及社区取代传统乡村,通过"资源下乡"和升级达标任务改造传统乡村,通过现代认证和个人权利保障解构传统乡村;另外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权—社会"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完成了组织载体层面的建设,但现代治理规则层面的建设还没有彻底完成。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进一步对政权建设的组织载体进行强化,并不断将现代治理规则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既需要对支撑"发展主义"的"锦标赛"体制进行反思,也需对行政体系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趋势进行反思。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联结国家与乡村的"中间层",夯实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利的平等协商机制。     

农村基层治理也需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国家必将回归社会,这一理论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将乡村治理同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相结合,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社会授权:重构农村基层政权权威与效率的基础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发展 ,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冲突关系 ,正被越来越多的最新调查和信息所证实。这表明 ,乡村基层政权与其所管理的社会间的共同利益关联已被打破。因此 ,对于基层政权而言 ,寻找权力来源 ,重新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刻不容缓。一、乡村社会冲突的产生与实质从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 ,在不同历史时期 ,国家都倾向于尽可能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以充分地从乡村提取国家政治运作所需的经济资源和加强其统治的群众基础 ,并为此付出大量的努力。但是 ,直至民国时期 ,国家权力的触角仍未有效地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