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个体性存在理论探析

本文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存在着对于意识的经验的经典研究,它构成了理性的他者理论的古典形态。这项研究对后来存在主义关于“孤独的个体性”和结构主义关于“理性的他者”的思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史研究和科学理性--读石仲泉《我观党史》部分篇章的一些想法

198 7年底我调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工作时 ,学哲学出身的石仲泉是理论组的组长。因此 ,我走进党史文献这个原本陌生的领域 ,是他领的路。那时 ,他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已走在了前列。 1 4年过去了 ,读了他新近出版的有 90多万字的《我观党史》的部分篇章 ,我的一个明显的体会 ,是书中依然洋溢着的哲学理性精神。当然 ,对一本书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从不同的角度去发表看法 ,但由于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比较特殊的历史学科 ,因此 ,如何在实际研究中体现科学的理性精神 ,在我看来尤为重要。坚持科学理性态度进入…     

邓小平人格与国际局势

邓小平的洞察力、判断力和驾驭力使他对世界历史主题作出准确判断 ;处惊不变、沉着冷静的理性人格 ,使他直面国际风云变幻 ,作出理性思考和处理 ;正直刚毅的性格 ,使他不屈不挠 ,大声疾呼建立国际新秩序。     

略论马克思辩证思维的源与流——从黑格尔到萨特

在哲学史上,康德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促使人们注意“心灵”之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事实。但由于他一直停滞在这种区别上,即把理性看成是不包含任何区别的纯粹抽象,不认识它是对知性的局限性的扬弃或消解,不了解知性的有限与理性的无限的辩证关系,因而最终没有完成对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的批判。黑格尔则不同。他将辩证运动导入思维,从而突破了康德为我们的知识划定的界限。黑格尔认为,感性是直接的和盲目的,知性是生硬的和抽象的,只有理性才是辩证的和万能的。知性只能认识有限事物,而对有限事物的认识不是真理。形而上学的首要     

侯且岸就李大钊最新研究答客问

客问一: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请分析一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答: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误区:我们习惯于用某一二篇文章作为某人接受某种主义的标志,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忽视了具有独特个性的思想者对主义进行理性审视的科学态度。与一般的革命者不同,李大钊首先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人、教授,他对主义的理解的确需要经历一个理性的过程。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看,他曾说过,“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     

超越 批判 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性论分析

马克思政治哲学基于他所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对启蒙理性两种政治哲学基础即近代先验论和经验论的超越.并且在此引导下,马克思完成了对启蒙理性的先验理性维度的国家理性和经验理性维度的单子理性的双重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理性进行了重构,从而产生了独具实践性、辩证性和社会历史性特色的理性论.     

波普尔的民主控制观:理论建构与思想挑战

波普尔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影响了他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人的有限理性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人民的统治"在实践和逻辑上遭到了失败。波普尔认为人有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即是批判理性。在批判理性的认识下,民主只是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与批评。对此,波普尔提出了民主控制理论。民主控制理论受到欧克肖特、哈贝马斯等人的挑战。欧克肖特认为波普尔的批判理性没有摆脱经验,因而容易滑入意识形态的骗局。哈贝马斯则认为批判理性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助益,因为它不能增加人类知识,因此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理性来消除权力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批判不无道理,但并不能据此彻底否定波普尔思想的积极影响。民主控制理论提出对权力进行制度规约的主张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理性与血性——关于军人的灵魂与血性(三)

<正>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在争论要不要维护海洋权益的时候,有人说"排队的时候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你又打不过他,怎么办?不如该少说些话,让他加进去呢?"这种没有一丁点血     

浅析哈耶克自发秩序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自发秩序原理是哈耶克学术研究的立论起点,从自发秩序出发,他论述了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同时批判了＂建构理性＂而继承了＂进化理性＂,确立了＂有限理性＂的知识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对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理论参介意义。     

康德论社会公正

自由、公正和理性是康德伦理学的三大基本概念,而义务与权利的内涵必须根据自由、公正和理性加以阐释。在康德那里,自由主要指的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或自主性;而公正的普遍法则是:外在行为的方式务必确保个人意志的自由行使同一切人的自由得以和谐共存。康德认为,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是理性意志的自由;理性在道德哲学中居于统率地位,惟有理性才能确立道德,唯有自由价值才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康德的公正法则是所有理性人都会同意的社会契约,是确保社会公正、和平与和谐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在他看来,确保自由和公正应成为对政府和合理之法的道德要求,合理之法必须促进人的自由。他一方面强调服从政府和法律的道德义务,同时也承认反抗与革命的道德权利。康德的伦理学和公正思想为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建构,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崇高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康德哲学被称为批判哲学，由三部著作组成。他最先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撰写，我们可以把这部著作看作他的认识论，在这部书里他确定了人的认识的界限——现象界，指明人的认识无法认识物自体。而物自体的把握要靠人的信仰，这属于人的意志领域，即实践理性的领域，于是他完成了《实践理性批判》，这部著作可以看成是他的伦理学，在这里他确立了道德律令的信条以达到对物自体的信仰。然而，当他完成这两本书以后他发现，物自体与现象界成为两个隔着一条鸿沟的对立领域，可是整个世界和人一样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马克思理性思想的政治哲学透视

马克思政治哲学基于他所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对启蒙理性两种政治哲学基础即近代先验论和经验论的超越。并且在此引导下，马克思完成了对启蒙理性的先验理性维度的国家理性和经验理性维度的单子理性的双重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对启蒙理性进行了重构，从而产生了具有独特政治哲学意蕴的理性思想。     

理性的善与恶:社会道德重构中的文化价值

尼布尔对理性在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在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时他却充分运用了理性的力量,接受了理性的分析和对策。我们应在尼布尔理性观点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理性的作用,在正视情感的前提下,发掘理性的力量,探究其在当代社会道德重建中的启示性价值。     

波普哲学之思

卡尔·莱曼德·波普是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在世界哲学史上影响深远。波普的哲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是西方正统观点转向非正统观点的里程碑。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强调理性先于经验,但理性又不一定正确,因此,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去理解理性。波普承认有一个像康德所说的前提性知识,但不同于康德的先验知识,他认为理性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理性应该通过证伪来检验其正确与否。批判理性主义包括认识论方面和本体论方面。认识论体现为证伪主义,本体论体现在选择主义。一、波普的认识论思想波普的认识论思…     

阿奎那论公正(上)

阿奎那以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对待前人的思想遗产。他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出发,汲取了柏拉图学派、奥古斯丁和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若干观点,创造了独特的基督教哲学-伦理学体系,在自然法的理论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永恒法与成文法的相互关系,将上帝的永恒法置于最高地位,认为自然法是"理性创造物对永恒法的分享",是上帝指导宇宙之理性意志的表达;他将自然法的规律区分为基本原则和从属原则两大类,两者共同作用于人的道德生活,为一切成文法提供了道德基础或合法性来源;所谓"不义之法",因其违背了成文法的公正标准,故缺乏感召服从的道德权威。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自然法的规律不仅是公正的来源,而且是公正的标准。正是奠基于他的自然法理论,阿奎那构建起了承先启后、影响深远的公正思想体系。     

理性的自由主义——马克思政治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政治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为理性的自由主义。马克思把他青少年时代自发接受的伴随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而来的那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化为德国哲学的理性形式：理性的自由主义。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马克思在莱茵报社工作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是依靠法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对封建制度展开批判的。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与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

在奥尔森看来,个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都是对个人行动成本和个人行动收益理性计算的结果。一方面,他认为,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是存在悖论的,从个人理性为前提的逻辑推演中是得不出人们会自动做出增进集体利益行为的结论的;同时,他又认为,集体行动既与集团的规模大小有关,又与集团的异质性有关。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给予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启示有二: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应将个人利益作为一个视角;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和当代中国

上海社科院周抗日前就毛泽东研究发表见解。他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当代中国。然而要真正了解毛泽东,那就要研究他的建国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演变,还须探讨建国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整个思想体系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周抗认为,研究毛泽东和当代中国,实际是对中国人民数十年来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下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做出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总结。     

穿透理性与感情的实践观念

谈康德的实践理论,不能不谈及他那本著名的《实践理性批判》,这里的“实践理性”体现为意志,即受控理性的欲望具有一贯性,这种受控理性的一贯性体现着最高的善,如果被上升全人类共有,则成为道德的实践。但在根本处,遵从理性法则是要排除外界的干扰,包括自身欲望的干扰,达到“自律”,成为自己的主人,使灵魂的高级部分支配低级部分,最终与自我相统一;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达到镇定、泰然自若的冷静,这便是实践理性中道德含义的全部内涵,同时也是真理的到达,这种实践是时时刻刻在理性道德的指令下完成的。     

论康德的理性宗教观对我国道德信仰建设的启示

康德道德哲学有三大重要的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自由保证了一个理性世界存在的可能性;灵魂不朽保证了道德律实施的完整性和促进幸福实现的可能性;上帝则保证了公正地分配幸福的可能性。基于这些假设。康德建立了他的理性宗教。他的理性宗教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人是目的,肯定了宗教需要理性的参与。并利用基督教的合理内核建立起自己的上帝之国。其宗教现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无论建设什么样的道德信仰都必须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本质和核心的原则。此外,正确阐释和宣传宗教中合理的理念,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影响。